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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科相关论文例文,与20世纪30年代专科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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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师资雄厚.就业训导班每期正取500人,备取250人.第一期实训学员456人（含9名自行退学者）,以学员人数计,规模与正规专科以上学校无异.而一次培养如此多的毕业生,国内专科以上学校可比肩者极少.以上海为例,上海专科以上学校中毕业生最多的复旦大学1931年也仅有毕业生441名[15].此外,就业训导班由行政院主办,附设于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亲任就业训导班委员会会长,以教育部长王世杰、实业部长吴鼎昌、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丁惟汾（兼班主任）为常务委员,委员包括蒋作宾、张群、何应钦、陈绍宽、孔祥熙、俞飞鹏、张嘉、吴忠信、陈树人、刘瑞恒、何廉等,均为政界、商界、教育界名流,办学声势可见一斑.就业训导班有很强的教职员阵容.其教职员之强,一是在于人数多.训导班一期有职员60名、讲师75名和军训教官8名,教职员总数达143名,其教职员与学员数之比约为1931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与在校生人数之比的2倍.1931年,在校学生达1344名、毕业生数达441名的复旦大学,教职员总共只有144名.二是在于资历非凡.训导班各门课程均由中央政府各对应部门派员讲授,讲师数目达75名.这些讲师不仅是各科专家而且是中央各部高级长官,75人中有68人具有专科以上学校学历,51人曾留学海外,其中获硕士学位者18人,获博士学位者5人.不仅讲师如此,就连训练班训育处和军事训练部职员也资历不凡.
就业训导班的办学资金,正规专科以上学校也望尘莫及.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专科以上学校办学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1934年政府预算虽规定年支出的15%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实际上这是个从未达到过的目标.1936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过4.5%的高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16].办学如此拮据,学生“在训练期间得月给津贴30元（包括膳宿、零用）；实习期间,每人得酌给津贴四十元（包括膳宿）”,只有办学声势大、力量强的就业训导班能够做到.
3.以行政就业为指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目的十分明确.就业训导班以培养学员辅助行政为目标,训练4个月,实习3~4个月,理论培训与实习实践相结合,培养目的十分明确.其训练要旨有四项：一为精神训练,注重人格之修养；二为体格训练,注重体育与军事；三为法令概要,注重机关之组织及文书程式；四为各科概要及现有各种事业之概况.这四项要旨充分地体现在其训练期间的课程设置上.从讲授课程来看,训导班为学员设置了36门课程,这36门课程包括政府组织、法制运用、人事管理以及各种建设事业之概况等内容,几乎涵盖了政府行政的所有方面,授课时间长达242小时.此外,就业训导班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还开设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事课程.第一期训练到1937年1月结束后,就业训导班根据学员所学的专业与培训期间的成绩,委派其到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实习.其中到实业部的99人,到铁道部的50人,到财政部40人,司法行政部15人[17].就业训导班也向各银行推介实习生,如中国实业银行、国华银行、四明银行、中国企业银行、上海商业领储蓄银行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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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训导班折射出的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1.社会动荡,经济不发达,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非常普遍.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的普遍和严重反映在就业训导班的学员数量和来源范围上.从数量来看,1933―1935年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仅有26959人,保送就业训导班者即达4222人之多,占15.67%；从范围来看,456名学员来源于83所专科以上学校、23个省份.尽管数据显示,国外毕业生就业好于国内毕业生；国外毕业生中欧美毕业生又好于日本毕业生；国内毕业生中国立院校毕业生又好于私立院校毕业生.但毕业生就业之难,就连以往就业有优势的留学生、名校毕业生、热门专业毕业生也不例外.据就业训导班第一期学员校别人数统计表,12名毕业于日本院校学员中,6名毕业于东京大学、两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两名毕业于明治大学、1名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1名毕业于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而76所国内院校中,参加就业训导班人数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国立北平大学（30人）、私立大夏大学（21人）、私立复旦大学（17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6人）和国立中央大学（14人）.就连地理位置优越、专业应用性强、毕业生人数少的上海商学院,其毕业生就业也成问题.1933―1935年该校会计、银行、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系毕业生总数不过166人,据该校所呈请求参加就业训导班名单来看,到1936年申报之时1933―1935年度毕业生中未就业者达26人,其中仅有3人曾担任过教职,其余则从未有过工作[19].
大专以上学校毕业生失业的普遍和严重,首先是社会动荡和经济不景气的必然结果.1931年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新设工厂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1930年全国新设工厂119家,1931年降为113家,1932年降为87家.更为严重的是,新设的工厂数远远低于歇业的工厂数.以上海1934年为例,这一年新设工厂28家,改组291家,歇业的有70家[20].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武装走私,使得本已处于衰退之中的经济雪上加霜,造成企业的大量停业.社会动荡不宁、东北地区沦丧及经济衰退使得社会总体就业压力大增.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935年中国失业人口总数估计达5893196人[21].在这样的局势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势必大大减少.
2.高等教育仿效欧美,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结构性失业严重.就业训导班学员毕业科系结构表明,法、文两科毕业生就业较工、理、商、农各科艰难,其中法律、政治、中国文学专业最甚.这与教育部1936年对国内84所专科以上学校1933年、1934年两年度毕业生就业统计结果一致.该统计表明：两个年度,文科（文、法、商、教育）未就业者占毕业生人数的比例为16.6%,实科（理、农、工、医）为5.7%.文、实科就业率之悬殊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关系甚紧.
高等教育发展之盲目重点不在于专科以上学校数目的增长及在校和毕业学生数目的增加,因为自民国设立以来至1935年,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总数不到8万人[22].人口以4亿计,每万人中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仅有不过二人.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在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滥设以及科系和课程设置的不符国情.
滥设专科以上学校,私立最盛.据统计,1928―1933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数量在短短的五年内上由74所升为108所,其中绝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这一时期,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数量仅由48所上升到57所,而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则由26所增加到51所[23].以上海为例,1931年上海33所专科以上学校中私立学校达23所.然而就学生数目而言,1931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平均每所不过433人,其中学生数在300以下的共16所（私立9所）,200人以下的13所,100人以下的有4所,最少的中法国立工学院只有28人.每校学生平均数如此之少,加上经费常常不足,因此大多数专科以上学校办学因陋就简,喜设简单易行的文科,这成为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文实科比例失调的原因之一.文实科比例失调的程度,据统计,1932年、1933年、1934年三个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育）毕业生分别占到72%、70%和71%[24].当然,文实比例失调在根本上却是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因袭美日诸国,教育设计不适国情所致.教育设计不合理不仅表现在文实科比例与国家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上.
高等教育办学的粗糙、教育体制的抄袭、课程设置的不切实际,使得专科学校以上毕业生在社会上往往有眼高手低之嫌,有的甚至被工人讥讽为“饭桶”[25].至于粗制滥造之学校,胡适曾经断言,“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到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26]专科以上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使得在社会政治经济困顿时期原本困难的就业局势更加恶化.
3.用人机制不良,就业渠道狭窄.就业训导班学员从训导到实习到分配工作,概由行政院支配,即行政院为学员打通了学用的通道,避免了社会用人机制的弊端和无效率.
近代中国专科以上学校生的就业,向来听任双方自由抉择,并没有加以统制.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选取人才更多的是采用引荐制,而不是公开地选拔,社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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