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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如痴如醒何家弘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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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小说《血之罪》英文版发布会的英文演讲中,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与爱情.在谈及这部小说的翻译出版时,企鹅中国公司的经理周海伦认为,这是一个把优秀犯罪小说写作的经典传统融合于一个只能在中国讲述的故事.“重新评价过去的罪恶是伟大作品的一个共性.但是在中国,这是一个特别沉痛的主题.人们不愿意回顾过去的错误.但是在《血之罪》中,我们看到了竭力探索过去事件的人物.”
一半是文学,一半是法学
“坦白说,我没有系统研究过文学,我只是凭着自己的天性去写作,所以,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当然,法学也是.我还曾经过写过一本书《享受法学》.”
文学与法学的融合是何家弘独有的特色：和很多法学家不同的是他写小说,和众多小说家不同的是他是法学家,所以他自称自己的小说“一半是文学,一半是法学”.他希望读者可以从他这里看到人性,同时还可以收获到一些法学知识.
比如,《血之罪》1995年初版时,名曰《疯女》（2007年以《人生情渊——双血型人》再版）.这就是一本“以错案为视角,以防范为动机,以人性为本源,以法治为皈依”反映刑事错案的小说,以真实的错案为原型.
当时的何家弘刚从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回来,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听到这起错案的时候,何家弘正在构思第一部“洪律师推理小说”,该案及时地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错放和错判都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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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何家弘曾带领一些青年学者成立了“刑事错案实证研究”课题组,他发现多数刑事错案都是多种原因重合作用造成的,如社会舆论的压力、上级机关或领导的干涉、快速破案的工作压力等.不过,这些原因往往都要通过证据问题表现出来或者转化为证据问题,包括刑讯逼供、鉴定错误、伪造证据等形式.所以,为了预防错案的发生,就要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加强对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控制和管理.
发之于小说的思考,收之于小说,何家弘把他近年来关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成果与心得也都写进了修订后的《血之罪》.从这个意义上讲,《血之罪》可以作为“刑事错案研究”的普及读本.
《X之罪》这部小说则来源于2006年-2008年,他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厅副厅长期间对于“渎职犯罪”的深刻认知.“贪官固然应该严惩,昏官、庸官、懒官更应该受到处罚,然而,人们对渎职犯罪还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的根本精神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
创作灵感来自真实案例
作为法学家,何家弘是著名证据法大师华尔兹教授的高足,中国首屈一指的证据学专家.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个“业余水平”.小说的出版与出名,多少给他一种阴差阳错的感觉.
不过,创作始终脱离不了作家的生活.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何家弘的小说时段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也是他的青年时代,思想最活跃最留恋的一个时期；而且4部推理小说都是以“洪律师”为主人公.
“很多读者都问我,洪律师是否就是我本人?我的回答是,既是也不是,他只是我的一个代言人,串起了很多的感悟.”
在创作中,他尽可能的追求真实,因为只有接近现实的作品才让他感到有力量,这一点与他早年沉醉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怎么办》、《你到底要什么?》等前苏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关系.
当然,作为文学创作,他在小说中对这些“原始素材”都进行了艺术加工,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真实的痕迹.
比如,《血之罪》中洪钧和肖雪骑车遭遇“绊马索”抢劫的情节和《性之罪》中陆伯平使用特殊手法撬盗保险柜的情节就都来源于他在人民大学攻读侦查学硕士学位时在北京市公安局实习参与的办案经历；《性之罪》中夏哲被陷害于股市诈骗罪的情节来源于一名当事人向他咨询法律问题时讲述的亲身遭遇；《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中关于“达圣健脑液秘方”的情节则受到了新闻报道的启迪.
正如文学评论家吴秉杰所说的：“历史人生、社会背景、利益关系、罪与罚、情感与欲望,有关知识分子自省与精神层面上的课题,与犯罪问题相联系的伦理问题,以及对社会历史合法性和道德合理性的深层思考,都进入了何家弘的小说视野.”
“由于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研习法学的心得融入文学作品之中,所以这些小说也可以称为‘法学读本’.”何家弘说.
从五部小说所涉及的法律内容来分,《血之罪》是刑事错案读本,《性之罪》是证据调查读本,《X之罪》是渎职犯罪读本,《无罪贪官》是腐败犯罪读本,《无罪谋杀》是刑事证据读本.
“如果说前三部是从文学到法学的创作,那么后两部则是从法学到文学的写作.在前三部小说的创作中,我是先有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后加入法学的内容.在后两部小说的创作中,我却是先有法学或法治的主题,然后再根据生活积累去编写案例故事.”
阴谋与爱情
阴谋与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何家弘的小说里,阴谋以犯罪的形态存在.
在他的小说里,你找不到绝对的恶人,即使是罪大恶极的人也有情有可原的地方,这是他对于人性特别的理解.
“人人常常争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善源与恶源,即人性本恶亦本善,只不过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表现而已.比如,孟子的时代,他提出‘性本善’,是因为那个时代激发了人的善源,而到了荀子那个时代便不同了,所以,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在《血之罪》中,何家弘对人性善恶问题进行了个体解析.在《性之罪》中,他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探讨则出自群体和社会的视角.人性中既有恶源也有善端,因此社会环境就成为影响人类行为善恶的决定因素.如果社会环境养善,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善.如果社会环境养恶,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恶.
何家弘认为,当前是个价值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信息渠道相对通畅,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不困难.但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国民素质的参差不齐与对法治的漠视却让他忧心忡忡,虽然,他自认已经卸掉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重担.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当前的社会心态,就是‘争’.”何家弘说.
无论是过马路,还是坐飞机,还是去超市排队结账,在现实生活的每个角落里,人人都在争抢,哪怕是只有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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