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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表明,认识社会、直面经验事实需要认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认识人们的日常生活又需要认识语言.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语文教育若能处理好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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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社会学；语言学转向；教育改革
一、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
社会学是以直接面对经验事实的面貌出现的,而经验事实是人们通过日常交往行动展开的,借助语言沟通的交往行动是经验事实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说,社会学产生之初就内在注定无法回避语言学问题.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早期的社会学虽然极力强调直面经验现实,但这里的现实是非经验的、抽象的,现实中的主观因素被净化了,相应的作为主观因素重要体现的日常语言也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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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真正的语言学转向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语言学问题进入社会学的主流视野.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在生活中,语言不仅展开了自我,而且也把自我带入了社会.语言同现实世界不是主观同客观的对立关系,而是统一的过程,因此研究现实世界应当关注语言.活生生的语言在行动之中,同时现实的行动一定是言谈着的行动,解释学的语言学研究同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研究直接统一.因此,研究语言应当面向社会行动,而研究社会行动又必须面对语言.
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其全面展开的现实基础,即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后工业社会来临使问题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人类社会的主要任务不是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由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人际关系.基于此,从人际关系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团、社团与社团关系中认识人类社会,成为越来越多社会学家的共识.人际关系最基本的形式是语言沟通,最核心的内容是通过语言沟通而达到理解、形成共识,当代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流派纷纷把语言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
语言学转向把社会学引入了一个交往世界或对话沟通世界,一个区别于科学世界和生产世界的日常生活世界.进入生活世界,从本真的日常生活中人的交往行动来理解社会,是转向语言学后各个流派社会学的共同趋向.语言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过程,交往中我们不能把对方语言单纯看作客观现象去把握,而是要进入交流、沟通,设身处地去体验和领悟.由此获致的不是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共识,捕获到的是创造着的意义.
由上可见,认识社会、直面经验事实需要认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认识人们的日常生活又需要认识语言.所以说,这里存在一个认识链：语言—日常生活—社会.这也表明,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语文教育若能处理好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推动语文教育的生活化,有助于学生认识社会和人生.
二、语文教育与生活
语文与生活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美国教育家华特指出：“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从生命开始,与生活同行,“联系生活”已成为语文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在语文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上,叶圣陶先生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1.语文教育是应生活的需要产生的.叶圣陶先生说：“咱们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从小就学习语言.”“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能力.”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需要进行广泛的人际交往,语言文字的应用是最基本的工具,否则就缺乏必要的生活能力.学语文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从根本上说,人一生下来,就存在着学习语言的环境.在长期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的语用实践中,逐步学会用语言与人交往,满足不同范围的交往需要.然而,叶圣陶先生告诉我们：“平常说的语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病；有这弊病,便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必须去掉粗疏的弊病,走到精粹的境界,才能算得尽量运用语言.”
2.语文教育的内容源于生活.贴近生活的语文教育“教什么”,以写作为例,叶圣陶先生对此有生动的阐述：“咱们每天认识些事物,研究些问题,习惯地完成一串串的思想过程.写作不过是把它写到纸上去罢了,并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事儿.”生活是写作的基础,并不神秘,它只是作者在生活中形成的经验思想情感的文字表述.“写作就是说话,为了生活的种种需要,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总之,文章内容源于生活,文章才有生命力,生活的质量决定着文章的质量.当然,生活是广阔的,并非生活中的一切都可拿到语文课堂上或者干脆将课堂搬到生活中去.
3.生活是教育的本源性的决定力量.人的生活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根基,教育以人为对象,就意味着要以人的生活为根基,满足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不可能在真空中建构人的可能生活,生活的空间即教育的空间.教育只有注重向学生生活实际的回归,才有可能建构起理想的人生生活.
三、对当前语文教育的反思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生活先在性地规定了语文教育.我们关注语文教育,努力实施语文教育,如果无视生活的要求和变化,其效果将令人怀疑.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语文教育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生活的弊端,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给人以空洞、突兀、生硬之感.在谈到训练儿童说话能力时,叶圣陶认为最好的途径是“与儿童一起生活”,“这里所谓一起生活,并不只是住在一处地方的意思,正是要接触他们的内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他自己差不多融和在里头.”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交往中我们不能把对方语言单纯看作客观现象去把握,而是要进入交流、沟通,设身处地去体验和领悟,最终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在这方面,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民国时期的三种教材《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几年前由上海出版界重新影印出版,在教育界以至更大的社会层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刮起了一阵“怀旧风”.民国时期教育家、文学家重视对基本教材尤其是对初级学生课本的编写,语文教育家王森然曾说：“国文教得不好,学得不好,学校教育,怎样还说得改进·”这些民国大家愿意在“红花开,白花开,红花白花朵朵开”“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这样浅白的课文编写中倾注才华,下水磨功夫.如此白话诗般的语言,让长期生活在单调的教科书语言和新爆的网络语言环境中的人们感到陌生、新奇、优美.
对老课本的怀旧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现行语文教材的不满.现行语文教材承载了过多的道德责任,其结果往往道彰而文伤.民国老课本并非不讲以文载道,但其传导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以“立人”为宗旨,“做人”为准则,在传导方法上,注重循循善诱,“搀着学生向前走”.《老师很喜欢我》的原文是：“弟弟放学回来,母亲问他说,老师喜欢你吗·弟弟说,老师喜欢我,他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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