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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本,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史考察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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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第一要素,二是“文学为语言思想自由之代表”,（黄人《中国文学史·总论·文学史之效用》）但其根本的价值准则乃是“文学为载道垂训之具”,“求诚明善”为文学之最大目的.谢本绪论部分开宗明义,重点论述了作者与时势的关系、从精神上观察文学趋势的方法,以及中国文学的特质在于形式美等问题,其目的在于昭示：治文学史不能仅从纯文学出发,必须联系当时的学术文化.但是,谢本各章节“先陈述前人的评论,再列举作品”的资料汇编式结构却淹没了属于作者自己的声音,从而也遮蔽或掩盖了作者关乎文学评论的价值准则.最后,就阐释技术而论,上述三种中国文学史教材都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引录法,“转引”前人的观点与“抄录”作品；二是点评式的阅读经验描述法,这是中国古人研读文章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特点是发表意见自由灵活,但也存在着繁琐为法、缺乏系统性等弊端.林本从治理小学和作文技法入手,于目录学、艺文志、文苑传、诗文评中获取资料来历史地串联经史子集,“目次凡十六篇”,“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自序》）撮历代名家论文要言,间或夹杂自己的零星阅读感受.黄本对作品的阐释由三部分构成：按语、点评、注释,惜之泼墨太少,在字数上占绝对优势的仍是作品抄录部分.谢本每节叙述亦极为简略,一般是先罗列前人的评论,再列举作品,自己鲜有论述.
总的来说,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具有知识对象泛化、价值准则不确定、阐释技术非科学化等三个特征.“文学史”名称是西方的,装进去的却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知识体系,是为“错体”的“文学史”,[8]是“既要照顾被模仿被吸取的西方学理,又要迁就传统的中国学术思维的定势”[9]的结果,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化之初的必然产物.正是徘徊在新知与旧学之间,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完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
二、发展期（“五四”到1970年代）：在历史理性的规训之下
“五四”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英美大学体制影响的深入,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工程得以逐步展开.现代性的三大方案之一就是建立客观化、实证化的知识.在文学研究领域,规避传统评点式的主观性、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历史成为当时学界的主要学术目标,学者们通过寻找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改变了中国文学历史的书写策略.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文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文学教育被视为“意识形态规训的主要方式”,[5]合乎政党意识形态要求的阶级斗争等政治内容被塞进了中国文学史中.以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10月大江书铺出版,本教材原是作者先后任教中法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时的讲义,简称为“陆本”）、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本书是刘大杰1940年代的旧作,1949年初版.作为高校教材使用,主要是1957年、1962年、1970年代的修订版,简称为刘本）以及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四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1964年初版,目前仍为某些高校所使用,姑且简称为游本）为代表.
综观三部教材,其中有如下值得注意的一些内容：
第一,知识对象相对集中.相较于刘本、游本的鸿篇巨制,“陆本”稍显简单.但是,比及林本、黄本,“陆本”的内容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对象主要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小学、训诂学已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一文学观念的变化源于“五四”时期以王国维、蔡元培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用审美代替宗教,文学的外延被缩小,逐渐朝着纯化的方向发展.刘本、游本,尤其是后者,采用按时代的断代面编排作家作品的框架,对上古至清代中叶有代表性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文学批评等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但是,当我们在游本中遨游一番后,就不难发现其间仍残留着历史等其他学科的东西,比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是史书,但也被当作文学作品对待,且地位相当高；再如,《史记》与宫廷俳优故事,可能后者更具文学性,然而远逊于前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第二,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阶级论为价值准则.这种文学史观把文学史视为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史,强调作品思想的人民性.凡是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家作品都会得到高度评价,“凡是为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就给予主要的地位和篇幅,凡是反人民的作家就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以作家为中心,依其政治身份和态度来站队划线,严格区分敌我,用政治定性代替文学评判”.[10]仅以刘本为例.受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刘本1957年修订版强化了社会政治、阶级斗争对文学发展的决定作用,运用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分析作家的阶级性、衡量作品的进步性,例如对嵇康的叙述：“等在他的悲剧中,充分说明了封建统治者的恶毒残暴和嵇康的高贵品质.嵇康的散文,有很强的思想性,斗争性.如《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于黑暗的政治作了无情的讽刺,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前人都妄讥阮、嵇乱俗露才,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刘本1962年版基本贯彻了建国后的文艺思想,如文学反映论,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政治性,文学内容决定文学形式等观念,在对唯物史观的把握上较1957年版更专注、突出,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知识体系,其严密性和系统性也超过了1957年版,直到1983年教育部还把1962年修订版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文革时期的刘本（1970年代版）将阶级论文学史观推向了极致：“阶级斗争不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促进文学发展的动力.要评价诗人的成就,首先是看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阶级论文学史观滥觞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要求把文学事业看成“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文学史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11]所谓“新方法”,实际上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个规定成了50、60年代文学史编写的指针,使文学研究者无形中确立了阶级论文学史观.正如章培恒、骆玉明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一文写到：“在五十年代,强调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强制的理论”.[12]
我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判断文学价值的一切外部（包括社会时尚、市场包装、政治压迫和宗教法典等）因素都不会长久有效”,[13]但是,对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阶级论,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学术清理和价值辨析,不能不假思索地予以全盘
汉语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本,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史考察相关论文提纲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