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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会计论文范文素材,与余绪缨管理会计学术思想述评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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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相统一的广义管理会计管理系统,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现行的经济信息系统,使它能更有效地为我国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服务”.尽管余先生上述观点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然而,今天看来,依然“气势磅礴”,“起点高、视野广”,富有启迪意义.
(七)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20世纪90年代初期,余先生结合当代世界科技、管理上的新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作业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为基础、以“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ABC)为中介,以现金流动贯穿始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为一体的新会计体系的学术思想.以上述学术思想为基础,余先生立足于“企业是为了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形成一个由此及彼、由内到外的作业链”的“新的企业观”,紧密结合当代科技、管理上的新发展,以“技术一组织一管理―会计”之间“共生互动”、“相互辅成”的辩证关系为导向,特别系统地研究了“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
余先生以“超越成本计算的精确性”的视野,深入地研究“作业成本法”.余先生认为“作业成本法是以生产的电脑化、自动化为基础,同适时生产系统与全面质量管理紧密配合而形成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但它又不是一种单纯的成本计算方法,而是成本计算与成本管理的结合.从成本计算的角度看,它首先是以作业为核算对象,而不是以产品为核算对象”.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计算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把着眼点与着重点放在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上”.根据新的企业观,企业管理就应该顺其自然地“深入到作业层次”,从而形成“‘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即作业管理”.由此,企业管理就是“作业管理”.既然企业“是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那么,“作业管理”如何“管作业”呢余先生认为作业管理不能平均使用力量,“作业管理的重点,应放在产品设计、适时生产系统和全面质量管理这些基本环节上”.更为重要的是,余先生还高瞻远瞩地认为作业管理“是继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于20世纪初创立‘科学管理学说’以来,在企业管理上又一新的重大突破.它以‘作业’作为企业管理的起点和核心,比传统的以‘产品’作为企业管理的起点和核心,在层次上大大地深化了,可视为企业管理上一个重大的革命性变革,正如生物学深入到分子水平,形成分子生物学,在生物科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一样”.
尽管“作业成本法”与“作业管理”现在已经很“时髦”并成为管理会计的重要内容,但是,与现有研究文献相比,余先生广博的研究视野和前瞻性的洞察力还是“别具一格”.
(八)管理会计人文化观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立足于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与时俱进”地将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人文层面较为深入、系统地研究管理会计的理论创新,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其实,人的行为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这样看来,余先生的“管理会计人文化观念”可以追溯到1962年,而且贯穿余先生后来的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之始终.余先生在其1962年的研究文献《会计报表分析的基本原理》就曾经指出单纯会计数据分析的局限性,意识到会计数据与人的行为存在某种联系.之后,余先生又在其1980年主编的《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较为明确地指出“指标数字的分析只能提供初步的线索,作为深入分析的入门向导.等要真正地说明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必须等把指标数字的分析和通过调查研究所能掌握的生产经营中的‘活’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余先生当时所说的“‘活’情况”作为非数量因素与“指标数字的分析”相结合,在今天可以自然地引申为基于“社会文化”的“人的行为分析”.20世纪80年代,余先生在中国最早注意到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对现代管理会计的积极影响.此后,余先生多次撰文论证一系列与行为会计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组织目标与责任会计、预算管理与激励控制的行为观、决策的科学化与企业民主化管理),并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将中国会计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经济、法律、政治诸因素固然对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这只是停留在物质与制度层面,尚未分析到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文化层面.就中国会计研究而言,超越时空的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最能显现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的中国会计文化层面的重大特色.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应该与历史潮流相适应,从传统技术观向社会文化观转变,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所隐含的管理思想与西方国家刚刚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strategicManage－mentAccounting)存在相通之处.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面对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余先生倍感社会文化观对管理与管理会计的深刻影响,从更广阔的视野,展望21世纪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余先生认为“管理会计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其技术层面,必须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以‘系统观’取代‘机械观’”,由“物本管理”转向体现“人文观”的“智本管理”.
余先生认为“在管理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许多研究者往往是以技术观(Technicalview)为指导,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技术层面(技术方法)上,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如此.这种做法,在一门新兴学科的奠基和成形阶段,可以说是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这一新学科具有鲜明特色的基本框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以社会文化观(socio－cuhuralview)为指导,提高到社会文化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了”.余先生进一步指出“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商业活动的语言(Accountingisthelanguageofbusiness)’.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外在的表现形式).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function),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oral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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