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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与全球金融动荡下的中国股票市场政策选择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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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还是下跌的趋势,只要这种趋势没有脱离实际的经济背景,都不会危及实体经济发展,相反,如果发生背离,则会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实质性损害,在国际经济形势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损害会更严重.当前由美国百年一遇的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蔓延,由此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尚未可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次贷危机和相关金融问题会继续削弱欧美经济,减少消费和生产性需求,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以及世界其它经济体的影响会愈来愈明显.没有受到次贷危机和相关金融问题冲击的经济体,也面临着需求或成本造成的较大的通胀压力.世界经济整体并不乐观,而走出困境也需要较长时间.就中国经济本身来看,虽然没有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但经济难题不少,中国面对的困难在性质和成因上有别于欧美国家,但中国经济的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即使最乐观的估计也会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在2008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出现下降,降至10%以下.
那么,中国股票市场的下行趋势是否已经导致股价严重低估并到了需要救市的地步了呢?我们认为目前中国股市整体的估值水平仍然偏高,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的风险.一种常用的判断估值水平的指标是市盈率（P/E）.从中国股市目前的情况来看,市盈率低于15倍的个股不足400只,有140余只股票的市盈率高于100倍,甚至多只个股市盈率高达数千倍.这些都说明多数个股的股价仍然偏高.如果考虑到这些市盈率数据是建立在2007年年报收益数据、2008年多数公司收益有所下降的情况,市盈率还会更高.另外也可以从整体指数的角度做一个比较粗略的估计.一般认为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的点位998是估值比较合理的点位,那么参照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有实体经济因素支持的上证指数大约应在1380点左右②,所以目前2000点左右的水平并不低.
三、政策救市的困境与风险
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中国股市2007年10月以来的持续下行是对高估值泡沫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适当反应,是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约束的实现,并不会危及实体经济发展.虽然如此,从股市由最高点下跌开始,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或者言论就频繁见诸于报端,投资者也寄希望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以改变市场的趋势.这些救市言论来自于不同的部门,有学者也有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其中多数人曾经就是反对政府介入市场的人士,大有从追求自由市场向追求政策市的变化.在2008年9月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受次贷危机拖累,金融机构大量破产以及金融市场大幅下挫,各国央行纷纷宣布一系列救市政策的背景下,这一论调进一步加强：既然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倡导者的美国政府都已经介入金融市场③,中国政府还有什么理由游离于市场之外呢?
代表性的救市言论有两类,一类是针对“大小非”减持的,一类是针对资本市场发展的.第一类观点的持有者,大多认同“大小非”减持是中国股市持续下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限制“大小非”的大规模减持行为,包括征收暴利税、延长锁定期等.我们认为这些建议的弊大于利.回顾中国股票市场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市场机制最深远的制度缺陷是股权分置问题,也正是国有股减持的相关问题曾导致市场的下跌和长期低迷.应该说,2006底基本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从制度层面上“再造”中国资本市场,它不仅是资本市场成立以来最重大、最复杂的结构性变革,而且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5].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核心要义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6].在这一过程中,“大小非”股份流通权的安排为这一变革的顺利实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中国证监会2005年9月4日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改革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出售,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这一规定事实上对“大小非”减持施加了严格限制,使其市场影响循序渐进的释放出来.因此对“大小非”减持进行禁止或者施加新的限制的做法无异于回退到股权分置改革前,将使以往所有努力及改革还原,不仅无益于证券市场发展,也损害了证监会的诚信度,中国股市难以摆脱“政策市”的形象[7].征收暴利税之说就更属于从事后的角度看问题,类似“股权贱卖论”之类的无稽之谈.依照这样的逻辑,原始股股东是不是也需要征收暴利税或者禁止转让呢?事实上,长期制约中国股市发展的正是“同股不同权”的现象,而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票市场向“三公”原则得以真正实施迈出的一大步.限制“大小非”减持会制造新的“同股不同权”,形成市场发展新的障碍.
第二类救市观点主要从市场制度角度展开,认为中国股市市场制度上的缺陷,如缺少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等,是造成暴涨暴跌的根本原因,应尽快加以完善,以扭转市场颓势.诚然,上述市场制度缺陷的确是推动中国股市2006年～2007年暴涨的重要因素,也是加速2007年10月至今调整的一个动因.但是,市场制度的完善有其自身条件,仅仅以救市为目的进行制度改革不仅不能实现完善制度的初衷,还会留下新的制度隐患,且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由实体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市场走势.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后,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新的市场制度方面的变革,仅仅有若干次政策或机制的微调,充其量只能算是“准制度变更”,本年度这种变更主要有三次,4月24日印花税由3‰降为1‰,9月19日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以及10月5日宣布将重启搁置已久的融资融券交易试点.这些举措本身均具有明显的救市意味,4月24日印花税调整的背景是上证指数在4月22日跌破3000点整数关口,9月19日印花税调整是因为上证指数突破了又一个新的整数关口2000点并一度低至1802点,而10月5日融资融券交易试点的宣布是为了应对国庆长假期间海外市场暴跌可能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从三次举措的实际效果来看,两次印花税的调整均得到市场的积极回应并立即产生了20%以上的上涨,但之后市场重拾跌势,而融资融券试点仅仅为券商股提供了一个炒作的机会,对市场走势未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然而,这些市场制度的微调改变了投资者的政策预期,并进一步加强了对政策的依赖,不利于其风险控制.
不仅如此,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试图通过政策行为推动市场改变趋势向上发展会产生严重的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和经济风险.政策风险,即政府通过救市政策或者直接入市干预时对政府后续宏观调控政策造成的不利影响,而经济风险则主要考虑市场趋势在政策的推动下成功改变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当救市举措无法逆转市场趋势时可能面临较大的政策风险,已采取的政策措施成为应对更加严峻挑战的掣肘,而注入市场的资金也因“套牢”而无法运用.如果救市举措成功扭转市场颓势,在实体经济增长趋势未见改变的情况下,股票市场高于实体投资渠道的收益率可能会吸引企业资金进入股市套利.这种状况会导致实体投资的进一步萎缩,对于实体经济发展不利,并加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趋势的背离,成为新的金融风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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