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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论文例文,与行为金融学基本问题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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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关注社会网络,但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社会网络的结构如何影响各类策略的定价.这一领域之所以更有希望成为主流,是因为与脑科学不同,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和仿真研究,直接与演化社会理论密切相关.在思想史视角下,这一理论源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前关于社会演化的思想.这些思想,马克思在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早期作品里有相当清晰的表述.另一方面,几乎可以确定,从斯密的“交换正义”观念,经过马克思关于社会演化的论述,形成了布劳(P.Blau)关于“社会交换”的社会理论,再进一步发展为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关于信息在社会网络之内传播的“弱纽带”理论.行为经济学研究社会网络的演化过程,假设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是内生于社会网络而不是外在地给定的.于是,社会网络可以从一群原本毫无联系的个体的利益交往和利益纽带的定价演化而来,并逐渐形成稳定的网络结构――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这些结构不同的社会网络,往往对应着现实世界里被观察到的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权力结构的人类社会.我们知道,由齐美尔(G.Simmel)在大约一百年前提出的“社会理论基本问题”被表述为：社会为何可能对于这一问题,今天研究社会网络的学者大致能够回答说：社会因个体之间的交往而成为可能.于是,我们进一步询问：个体之间的交往何以可能这一询问,应可追溯至斯密在《原富》第一册里指出的事实：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的倾向,必是一种“天性”,因为我们从未见过两条狗互换它们啃着的肉骨.
在MIT的公开课件系列里,行为经济学家加拜克斯(x.Gabaix)2003年春季的课程“金融的行为经济学”概要(behavioraleconomicsoffinance)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当代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些主题被划分为13个授课单元：第1和第2单元介绍“前景理论”(prospecttheory)――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心理学家卡尼曼(D.Kahnemann)；第3单元介绍“启发式”与“偏见”――生物由于有限理性而必须掌握一些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行为规则；第4单元介绍“不确定性”与“噪声”；第5单元介绍竞争、市场不确定性、混沌与秩序；第6单元介绍有限理性及其模型；第7单元,关于“干中学”和“玩中学”；第8单元介绍“脑科学和经济学”及关于“幸福”的研究；第9和第10单元介绍上述各原理应用于消费行为的研究；第11单元,“公平”；第12单元,“习惯”与“效率”；第13单元,猜想与困惑,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些主题,其实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认知与决策”――即第1--7单元的内容,其二是“评价与判断”――即第8和第11单元的内容.
就人类而言,幸福感有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来自这些方面的幸福感由特定的一套神经元网络加以汇总,这些集结了的信号之间常存在冲突,反映在我们的意识里,称为“情感冲突”,反映在我们的词语里,是诸如“爱恨交加”、“悲喜交加”和“苦涩的甜蜜”这样的复杂感受.大致而言,今天的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通常有三种原情感(primaryfeelings)――惧怕、悲哀和快乐.可能从这三种基本情感派生并复合的,是许许多多“次级情感”(secondaryfeel,ings)――内疚、羡慕、希望、失望、惭愧、嫉妒、悔恨等,以及上述的各种矛盾情感――被称为“第三级情感”.
个体的选择,旨在增进幸福感,并以是否增进了幸福感为最终的评价标准.所以,我们赋予任何个体行为的理性化解释,不能回避幸福感的研究.’
幸福感的三重来源之一“社会生活”或许是中国人最主要的幸福感来源.这是因为孔子之后,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无神的”传统(可参阅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和更早期的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孔子之前,我们知道,殷人信神,周人祭祖.若不是孔子对我们文化基因所做的天才转化,我们或许仍保留殷人的神的传统.在无神的文化传统里,伦理和家庭逐渐成为生活的核心,梁漱溟称之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伦理关系如同水波形成的一层层嵌套的同心圆,每一个人是圆心,由此及彼,远近亲疏,而许多个人便有许多同心圆体系,相互纠缠着,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
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位置的是“公平”问题,或更一般地,“正义”问题.公平的相反,是强权.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活,很难产生大量的幸福感.所以我们说,对于市场生活的评价,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价格被什么决定而是价格决定了什么,这是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假如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价格决定的整体后果很不满意并通过社会选择过程将我们的不满表达为政治决议,那么,很可能,目前的定价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就会被废止或代之以其它类型的定价机制.20世纪延续几乎一百年的中国革命及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公理”与“强权”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人民为求解这一问题而支付的代价.
那么,西方人的幸福感是否和中国人一样主要地源于社会生活呢未必.继承了古代希腊和古代希伯来文明的西方社会,它的演化路径十分不同于中国社会.例如,我们从罗马帝国后期流行的斯多亚学派的思想记录,以奥勒留皇帝的日记为例,可以看出,对神和神定的世界秩序保持虔敬态度,这是获取人生幸福的几乎惟一重要的事情.斯多亚学派对诸如哈奇森和斯密这样的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显著地反映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论述中.斯密深切感受到人类的有限理性并对神的先定和谐秩序始终保持虔敬态度,以致他在《原富》的论述中,极少甚至从未想到要提出任何普遍主义命题.他的全部陈述,都只局限于他的观察和体验.我们从斯密的生活经历可以推测；他坚持这样的文字风格,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创造了先定和谐秩序的神,才可能提出普遍主义命题.斯密指出,人,只可以“管窥”这一和谐秩序.这一虔敬态度,后来被哈耶克表述为一个基本命题：人类只可发现秩序.这一命题的意思是,人类不可狂妄地试图发明秩序.
在“印度一欧罗巴”文化系统内,在现代社会之前的漫长时代里,精神生活曾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即便在现代西方社会,诸如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精神领袖,也依然主要从精神生活获取幸福.笔者试图描述精神生活这一维度的“幸福增加方向”的涵义,在极大方向那里,就是“完全自足”的状态.在这一状态里,个体不再有向外求索的欲望,它完全满足于那一精神境界.
一般而言,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的幸福,取决于这样一种匹配过程：首先是个体因不能选择出生而发生的偶然性,其次是社会因不能选择路径而发生的偶然性.这两方面的偶然性,女性哲学家海勒(A.Heller)称之为“双重历史性”.请注意,历史性和偶然性密切相关,而不是如唯物主义者常常宣传的那样,历史与必然密切相关.笔者曾写过一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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