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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集,与约翰·穆勒的经济学方法其地位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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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人除了财富之外就没有其他欲望,而只关心经济利益的人类行为.几何学的结论不是严格适用于现实中的线、画等图形,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认为这些结论是无用的或最好将其从欧几里德几何中删去.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结论也只是在纯粹想象中,即假设中才完全为真.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反映可能世界所形成的必然真理.当然,当假设回到现实时,政治经济学就会偏离结论的严格性.抽象的真经过适当的修正后,在具体现实中就会为真了.政治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完善的抽象科学,其假设中应当包含一切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及任何一类重要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所以,一旦把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到特殊场合时,就有必要考虑这一场合中的全部条件了.不仅要检验讨论中的条件与抽象科学所考虑的哪些条件是相一致的,而且要去检验可能存在于这一场合中的其他条件,虽然这些条件在重大的场合中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能排除在外.这些条件,约翰穆勒统称之为“干扰条件”.“干扰条件”是复杂现象的本性所固有的,是由于人们不可能详细了解这一场合的全部条件所造成的.一般说来,道德科学都有“干扰条件”.物理学也有,只不过“干扰条件”常被喻为力学中的摩擦力等.
虽然可以事先预计干扰的性质和数量,但是通过纯粹推理是无法解决干扰原因的,这是因为这些原因大多就是人们的情感和激发情感的外部条件,且往往不被人们所熟悉.否则,人们如果能够确切地知道某一场合中的全部因素,人们就无需得到具体经验的额外帮助了,就可以知道结果是什么,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实际检验了.这样,人们都成为预言家了.但是,实际上,干扰原因是不会全部显现出来的,许多原因往往躲藏起来.况且,人们总是通过观察来收集干扰原因的,而处于复杂情况下的观察往往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问题的.有的原因可能在观察之外.
也正是由于“干扰条件”的存在,经济学又是一门趋势科学,人们不能太注重去证实人们的理论.
由此,人们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抽象上人们的推论越正确,结论越确定,人们就越相信自己不会有错.但是,如果一个只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家企图将其科学运用于实际,那么,他会失败的.所以,约翰穆勒认为,如何将其学说应用到实际情况,政治经济学家要么不发表议论,要么极为谨慎地持有观点.即使人们已经注意了全部问题,人们也会陷入片面的看法之中.人们要做的是去公正批判自己的理论,对自己得出的实际结论一直要保持一种适当的怀疑.
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特性,已经蕴涵着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约翰穆勒认为,演绎法是道德科学中合理的哲学研究方法,且是惟一的方法.这是因为：与大多数物理科学不同,道德科学几乎无法实验,尤其缺乏培根所说的“实验排斥法”（或关键性的实验）.
约翰穆勒认为,在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中,通过实验,人们可以看到自然界带来的种种条件间的全部联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但在伦理学中人们很难相象在实验室的小天平上实验出政体形式和国家政策体系.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中,人们可以遵循的“实验排斥法”是：
这就是说,改变一切条件而惟独A不变,如果结果B仍然出现,那么A是B的原因；如果改变A,而结果B不出现,则：原因A仍旧是B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道德科学中,人们却很少这么做,这是因为起影响作用的条件之多和我们通过实验能改变的条件之少,即使人们可以在头脑中想出许多实验,但是,事实上却得不到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比如说,贸易紧缩政策对国家财富增长有何影响这一问题,人们如何找到一个关键性的实验呢?人们必须找到两个国家在有利于国家繁荣的其他方面或至少程度上相等,且在其余一切事务上都采取同样的政策,惟一不同的是一个国家采取贸易紧缩政策而另一个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但是,果真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实验吗?显然不能.这是因为有各种各样无穷多的条件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很难在人类进化最悠久的历史中找到这么两个除一个场合外其余一切场合都相同或可证明为是相同的国家.
事实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这表现在：第一,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看,经济学是研究有限的或稀缺的资源与人的无限的欲望之间的矛盾,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的欲望的最大满足.所以,人总是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对稀缺的经济资源进行不同的选择,这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这显然和自然科学有明显的区别.第二,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经济学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往往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经济学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使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发生改变,从而也就改变了自己适用的宏观经济条件,使自己成为不能适应新情况的理论.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问题,因而,就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自然科学中是不存在的.因此,由于经济现象本身会因为经济学的发展而变化,所以,要在经济科学中发现永久普遍性的法则是困难的.即使有极少数这类法则在应用它们来解释具体经济现象时,也必须追加一些适用于特定研究对象的假设和辅助定理.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总是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没有长存的基本公理,没有决定性的检验（或“实验排斥法”）,没有能力做出精确的预测,这实际上是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对经济学进行评判［2］.
虽然,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但是,在此后100多年里,经济学仍然不是显学.在剑桥大学直到1903年才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而此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大学里设置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极少.为改变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其同盟者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
既然在约翰穆勒时代,经济学属于伦理学,经济学也就不可能采取“实验排斥法”,而只可能采取演绎法.
由于穆勒的《逻辑体系》一书专门论述了方法论,尤其论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这里有必要再详细地论述穆勒关于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观点.穆勒认为,归纳法和演绎法对于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是不同的.他认为,在作为实验科学的自然科学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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