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关毕业论文范文,关于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探析相关论文范文例文

本论文为大学有关毕业论文范文,关于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探析相关自考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用于大学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免费教你怎么写大学及制度及社会方面论文范文。

摘 要 ： 我国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在解放前阶段,是由于没有形成稳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影响的“讲理”传统和制度,致使大学在解放后的几次改造大学思想和制度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使其时建立的“教授治校”制度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被“革命化”体制所代替.在解放后阶段,是因为大学基本上都是服从或满足于“贯彻执行”的制度模式,基本上都没有努力、或者说都没有想到去争取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学术自由的大学制度,而是得过且过、被动地继续着大学中的各种形式性教育,使大学变得千篇一律,没有实质性特色和区别,更没有抵抗“谋利”意识侵袭的能力,对自身的堕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关 键 词 ：大学体制；管理机制；“讲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5-0069-07

众所周知,大学是个讲“理”的地方（基本趋势――军队讲“力”；企业讲“利”；政府讲“权”）.其所讲之“理”不仅有科学之理、自然之理、社会之理、人伦之理、历史之理、哲学之理,而且有政治之理、经济之理、文化之理,更有知识之理、学问之理、教育之理、大学之理,以及文明之理、进步之理、公正之理、善良之理、正直之理、道德之理等.大学中所讲的“理”,既是被历史证明为人类文化和思想结晶的“正理”,也是由逻辑和史实支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真理.大学讲理的对象既有在校的学生,也有社会方面的公众,其中也包括社会中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社会的高端人群,因为他们也应该是大学中所创造出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接受者,是大学思想启蒙、文化引领、精神陶冶的对象之一.大学讲理的依据是逻辑和事实（也包括史实）,讲理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哲学和实证,其目的在于“以理服人”、“以理育人”、“以理性建设社会”.

另外,大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组织,其所有特征可以说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其不讲理形态的形成,也无疑具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具体可从解放前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大体上说,大学“讲理”机制缺乏的原因,在解放前阶段,是由于没有形成稳定的、具有普遍性意义和影响的“讲理”传统和制度,致使大学在解放后的几次改造大学思想和制度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从而使由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一代先哲创立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完全被“革命化”的体制所代替；在解放后阶段,是因为大学基本上都是服从、甚至满足于“从上到下、贯彻执行”的制度模式,大学中的人们基本上都没有、或者说都没有想到去争取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学术自由的大学制度,而是得过且过地、随波逐流地、被动地、盲目地跟着社会的潮流“活动着”,在“贯彻落实”的模式中不断地实验着领袖们的大学理想或理念.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是,在社会潮流的推动甚至挟裹下,大学中的人们都在认真地继续着大学中各种形式性的教育活动,使大学中的活动变得千篇一律,没有实质性的特色和区别.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制度,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标志,其特征之一是大学教师作为大学教育任务的实际承担者,能够与学校领导者进行地位平等的“讲理”活动,教师的意志可以影响学校的决策和风气,以体现“教师有教学自由”的原则,让大学是大学.而没有学术自由制度的大学,其内部自然没有教师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讲理”制度.这样的现象显然耐人寻味,也是大学形态千奇百怪的根本原因.关于大学中“讲理”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在数篇文章中进行过论述.①本文只拟对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历史原因作更透彻、深入的分析.

一、解放前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大学是泊来品,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从国外移植来的,因而在本土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更没有相应的制度基础.而早期主导移植大学的人们,基于自身的思想及文化局限,所秉持的多是“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功利主义观念,将“中体西用”作为举办大学的基本方针,使大学从一开始就缺乏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讲理”制度和风气.另外,由于他们在教育观念方面奉行的还是“学在官府、以吏为师、读书做官”的逻辑,因而在大学的管理中,实行的还是以行政方式管理大学的原则,亦即将大学中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到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使大学成为附属于政府的准行政机构,缺少国外大学所拥有的、标志大学这个组织特征的独立地位和权利.

这种体制的具体表现是,大学经费由政府拨付,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校长的角色被定位为政府代表）,大学教师以政府的名义聘任,大学中的有些课程和考试,也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的“官办官管”体制,体现在大学的具体管理制度方面,就是“校长治校”,亦即大学发展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全靠校长人选的适当与否.若校长选对了,大学就发展、繁荣.比如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和西南联大等.若校长选错了,大学就矛盾重重,问题成堆,停滞不前,甚至声名狼藉.又由于政府在政治上一直秉持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对“要用来富国强兵”的现代大学,从来没有达到国外政府的“支持而不控制”的认识水平,却始终怀有既需要、又不放心的矛盾心理.因此,我国自有现代大学之后的历届政府,对大学的性质和意义基本上都认识不清,都视大学为既应该服从自己管理、又应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工具,因而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对大学的严厉管理,也没有明确表示过要在大学中实行“能够让大学成为独立、专门事业”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清末时期是这样,民国时期也是这样,“新中国”时期还是这样.所以,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的国家法律层次上不是如何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创立、何时创立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集权型社会中,社会权力的结构一直是一种“金字塔”形的集中状态,大学的基本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决定于“卡理斯玛”式的人物对大学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而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政府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在实际上也往往只是政府首脑或国家领导人对大学本质的认识.他们对大学认识的高度,也就是国家对大学认识的高度.但由于我国近代以来的许多政府首脑,都鲜有彻底的现代社会意识,因而在对大学性质的认识上,几乎都没有表现出过开明或文明的态度,导致我国大学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基本制度,一直都呈现出一种充满矛盾且极其复杂的状态.比如民国初年,虽然有蔡元培先生主持制定的、比较开明的《大学令》,但是大学在实际上还是由政府管理,校长还是由政府任命,经费还是由政府拨付,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在主观上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由于这种控制的意识和行为直接影响着大学内部的活动,并且使其积弊深重,因而使大学“戴着铁链跳舞”,无法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善的“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制度.稍后的国民党占据中央要津,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化教育”[1]（P68）,使大学中的自治状态比北洋政府时期还差,而由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则只能在各派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艰难地延续,经常面临被废除的危机,其健全、稳固、发展只是一种奢望了. 而在20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学中,其所以能够出现与政府意志相左的“教授治校”制度,全在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均为弱政府（也包括该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对大学有适当尊重态度的影响）,没有能力在大学中完全地推行“儒化”或“党化”教育,也没有阻止住蔡元培、梅贻琦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努力,从而使我国的大学有了一段繁荣、辉煌的岁月.但是,在当时的大学中,蔡、梅等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的过程,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的政府对于在国立大学中建立以“大学自治”为特征的“教授治校”制度并非心甘情愿地支持,而是秉持了一种“不置可否”或“视而不见”的态度,亦即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也不是明确支持的.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上与政府的大学管理方式和精神是明显抵牾的,与政府的处事方式和思路是扭曲或别扭的,因而其运行过程非常艰难,不得不经常与政府部门“虚与委蛇”.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的声明,西南联大的“上教育部书”[1]（P103）,可以说就是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处境艰难的真实写照.所以,在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开创、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使我国的一些大学与世界大学的水平几乎同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但他们所坚持的这种与世界大学制度相同的制度,由于没有得到国家层次上的权力机构的明确支持（在法律方面）,因而没有被上升为国家层次的正常的大学制度,进而名正言顺地在全国所有大学中普及,且未能作为大学的优秀传统被后世大学顺理成章地发扬和继承,从而在根本上延迟了我国大学的现代化进程.

如今看来,其时包括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在内的所有教育家们的努力,都仅仅是暂时地创造了一种好的、权宜性的制度,他们的积极努力更多地表现出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性质,而没有形成德国洪堡创建柏林大学那样的、奠基现代大学制度的意义.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竭尽所能,也为我国大学开创了非常好的先例.可以说,正是他们当年的勇敢开拓和创建,才为如今的大学人提供了向往的样板.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亦即要在大学中建立一种符合大学活动规律、能够使大学长治久安的制度,不是教育家们个人的单方面努力能够达到的,而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的条件.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无疑还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亦即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们所创造和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受到习惯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且因此而权力被削弱的教育部的冷遇和干扰应在意料之中,但受到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不以为然的冷淡,以及一些大学教师的冷漠对待则耐人寻味.因为在我们的大学不算久远的历史中,几乎很少看到有其他大学校长对蔡元培、梅贻琦们创造和坚持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呼应,也很少看到大学教师们普遍性地对“教授治校”制度的赞赏、维护和捍卫.而从其时的大学历史上看,教师们多的是对自己专业学问的维护,而少有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兴趣；多的是对蔡、梅、竺（可桢）等校长们个人人格和办学成就的敬仰和肯定,少有人对他们所披肝沥胆所进行的大学制度革新行为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对他们所开创的“教授治校”制度的意义,基本上都缺乏深刻的理解,而是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以至于在我国的许多大学中,并没有形成“教授治校”的稳固观念和文化.

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大学中除极小部分人对现代大学性质、大学观念、大学制度、大学价值有深刻认识外,相当多的大学中人、特别是专业为理工科的人,对上述大学的基本问题还是缺乏深刻意识的,他们对大学的前途命运等问题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是习惯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其中的许多人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