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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署有关论文范文集,与叶圣陶日记中的出版总署“三反”运动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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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件事他们商议了很久,却一直拿不出个主意.好在一年以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国有的事业单位,这些股份没有用了,这反倒帮他们了却了一个心头之患.2月21日,文委召开了所谓的“武松大会”,“盖既以贪污分子为老虎,则打虎有功者为武松,会集一堂,共谈经验,将有裨于今后之搏斗”.“领导者必须彻底排除右倾思想,确认敌人之存在而且顽强,乃可萌发斗志”.
2月28日下午两点,出版总署召开大会.有“二千数百人”,“处理贪污分子四人,三人均从宽处理,一人因态度不好,由公安机关逮捕.又其次各单位检举贪污分子,被检举者立于台上,当众低头.当即有十余人愿彻底坦白,则由各单位人员邀至场外谈话,不必再登台当众受窘”.叶圣陶以为“今日之会成绩大佳,自‘三反’运动以来,未之前有”.
3月8日,出版总署的各位领导出席了政务院召开的政务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的建议》,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议在"32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叶圣陶认为“原来拟颁布条例,今改为办法,亦是实事求是,切合实际之道等苟先布条例,即为硬性之法律条文,按之实际案件,必将有窒碍难通者矣”.
会上刘景范作报告说：此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参加“三反”运动者十六万六千人,其中贪污分子三万一千余人.贪污在一亿以上者849人,占百分之三弱.千万以上不满亿者2875人,占百分之九强.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者4789人,占百分之十五强.百万以下者22789人,占百分之七十强.拟定办法时所据以重轻者凡三项,一为贪污之钱数,二为其行为之危害性,三为其人对“三反”运动之态度.办法中定不满百万者不以贪污分子论,且不受处分,不退赃款.其他危害性不大,态度好者皆从轻,反之则从重.
彭真在报告中说,“处理违法之原则有五项,系毛主席所定：(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四)工业从宽,商业从严,(五)一般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行贿之举,占违法工商中百分之二十六强.行贿与所获非法利润之平均比例为一与十九.”
最后由周总理作总结,他在谈到“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与任务时说：“(一)改造私营工商业,(二)改造国家工作人员,(三)树立社会新风气,(四)建立各机构之健全制度”.周说“工作人员中今有百分之二十犯贪污.犯贪污之工作人员计分：(一)蜕化之老干部,(二)包下来之恶劣分子,(三)新招收人员,(四)钻进来之坐探.工作人员贪污之处理严于工商界,但亦以改造为主等有人反驳资产阶级腐蚀干部之说,据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语.其实乃虫生而后物腐等”
3月16日下午,出版总署在劳动剧场召开了“第一次处理贪污分子大会”,首先“宣布处理贪污百万以下者二百余人,依据《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此辈不受任何处分,且可不名为贪污分子.复处理贪污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者数十人.依据办法,此辈但受行政处分,不受刑事处分,酌退赃款或全退赃款”.然后“从事坦白与检举.若干贪污分子要求坦白,一一任其当众发言,随即予以处理,或可从轻发落,或尚须争取诚实.最后由京市人民法院拘捕一坚不坦白之人,会以此最高潮阶段结束”.
四、出版总署自立人民法庭
4月1日,出版总署的节检委员会组织成立人民法庭,确定胡愈之为审判长,叶圣陶与陈克寒为副审判长,以处理贪污千万以上之贪污分子.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人民法庭所行使的职责,态度郑重而严肃.他说：“人民法庭判处贪污分子必须严肃从事,凭确切可靠之材料,作权衡至当之判断,乃可使犯者得所戒,群众亦从而受教育”.“反贪污运动成功与否,视人民法庭之工作如何.而各单位已交来之起诉书十余份,大多叙事不精确,行文不严肃,颇违斯旨.因讨论应如何写起诉书,而在动笔之先,尚须再行深入研究案情,乃可下笔有据”.
出版总署的人民法庭原计划开庭六次,每次由不同的审判长主持.从第一次开庭起,以后间隔一日或间隔两日开庭,但其间并没有按计划进行.
在日记中,叶圣陶记录了4月26日和5月10日召开的两次人民法庭审判大会：“开审判委员会,就已经审判之贪污分子为之量刑.开庭审判皆三位审判员任之,已审十余人.就彼辈之陈述,共同考虑,或判有期徒刑而缓刑,或判劳役改造,或判机关管制,或判免刑”.有人说,“经过此次‘三反’,法院中一部分审判员有毛病,已垮台,而人民法院之外行审判员经历练而有成绩者,正可以补充其缺也”.
“人民法庭开庭,由愈之主审.被告四人,三人皆承认公诉书所称属实,自己确有罪行.唯××出版社工厂之×××,只承认一部分贪污,于盗窃厂中器材,虽经开放证人之录音,并由证人到场自白,此录音所称属实,而仍尚不承认.”下午两点半继续开庭,由叶圣陶主审,人教社二人“皆属于‘坐探’性质,其所得外间之好处不过二百万上下,论款额实微细,以其事性质较严重,故提出起诉”.在人教社的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只承认有零星贪污,于其得自营造厂之贿赂两千八百万之坚不承认”,虽经放某人的录音,在录音中说明了屡次行贿的情形,而此人“仍谓实未得款”.只得停止审问,告以听候处理.
5月27日上午九时,出版总署开审判委员会.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文委于我署所判之刑,有少数案件嫌其过轻,嘱须加重.我们以前未曾多顾及惩治贪污条例,且不曾深究其精神所在,故未免有失.依文委意改定后,复就最近审讯之各案量刑,斟酌损益,颇费权衡.”让一些没有学过法律,没有做过法律工作的人来审理案子,已经是勉为其难了.对于判得轻或重,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无可靠的证据,所以真个是“颇费权衡”了.
5月31日,出版总署召开宣判大会,判处了运动中有问题的人“凡二十一案,免刑者十人,机关管制者七人,服劳役者三人,徒刑者一人,其他俟他日续为宣布”.还有三件疑难案件,直到7月3日才又召开了审判委员会,宣布此“为最后审讯之三案定刑”.“至此,贪污案件审毕,人民法院之工作即可结束”.而叶圣陶日记中记录的长达7个月的出版总署的“三反”运动,也至此告一段落.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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