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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叶圣陶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日记中他记录了出版总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展“三反”运动的整个过程.
一、“我署系统运动不甚佳”
1951年底,出版总署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动员,当时预计整个运动会在第二年的2月份结束.在1952年的元旦新年团拜会上,毛主席在祝辞中说：必须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此项运动,务必消灭“三反”分子,取得新的战线上的胜利.第二天在出版总署传达的中央文委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据估计已知贪污浪费之总金额可抵飞机大炮捐献(指抗美援朝)总额之三倍,可修若京汉铁路之铁路三条.一方提倡增产节约,一方有如许大之漏卮,而欲求其有成,诚不可想象.故必去此大病,而后增产节约乃克有功也等毛主席认为‘三反’运动为当前最重要之务,于各部门之不甚重视此举者颇不满意.甚至谓如不贯彻此事,则共产党将不成其为共产党.限令在新年十日之内,未发动者立即发动,已发动而不深入者立即进求深入”.(1952年1月2日叶圣陶日记,以下标注日期者均指叶圣陶日记时间)叶圣陶从总署署长胡愈之处得知：“此次鼓动商界坦白,凡纳贿于人者须自说出,否则纳贿者与受贿者同样科罚,迄今纳贿在千万元以上者已有千数起.此千数起之受贿必为机关人员无疑”.(1月5日日记.此处“千万元”为旧人民币,1953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1元＝旧人民币10000元)
胡愈之在会上号召出版总署及直属各单位加紧动员,务必使这次运动具有群众性.而负责人要以身作则,多作自我批评,以启发群众的积极性,打破群众的顾虑.为加强党对出版总署的领导,中央文委派陈克寒(原任新华社社长)任总署副署长兼党组书记,并主持“三反”运动.
出版总署的这次运动,由高层至中层的各级领导,自上而下地自我检讨了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一次次地在大会上做检讨,接受群众的批评,检讨通不过者再做检讨.作为出版总署的最高领导,胡愈之的检讨是经过领导层多次讨论修改而成的.胡认为：“自己检讨,以达成思想改造.又谓昨所以拟自我检讨稿,于自己多所责备,意盖在于‘破’.不‘破’则不‘立’.欲以二三月之时间,完成‘破’与‘立’之工作”.(1月18日)
叶圣陶也作了自我检讨.
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在各次会议及“三反”运动的报告中,都多次强调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意义.薄一波在报告中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危害在两方面.一方面为经济,如任其危害,则资金无由积累,工业化即谈不到.一方面为腐蚀干部,使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故此为有关革命成败之根本问题,必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后已.等运动之方针与政策,号召坦白检举,立意改悔.等可以取得胜利之条件有二：人民与人民政权一致,此其一；干部均动员起来,检讨工作,批评自己,此其二”(1月9日).在另一次报告会上薄一波说：“言工商界腐化干部之行动,几乎无微不至,皆有显例.次言官僚主义之领导实为滋长贪污浪费之源,故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周恩来总理在其后总结说：“官僚主义实即麻木不仁,不动脑筋.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名甚忙迫,实则忙于事务,即为事务所蔽,脑筋亦即糊涂,糊涂而后,即予资产阶级思想之侵袭以可乘之机.必须理论修养与实际结合,官僚主义乃可根治云云”.(1月12日)
当时,叶圣陶对这场运动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这是“共产党之批评精神”,让“群众尽可畅所欲言”,而“出版总署之新机即在于此”.
但是运动一旦开展起来,往往会变得偏激,有人认为运动“必须轰轰烈烈,激昂慷慨,乃为发动群众也”(1月10日).也有人别有用心,“以煽动之口调,意谓我人心存偏袒,致使群众尚存顾虑”,造成会场“喧喧嚷嚷甚久”而“转移目标”(1月11日).据说“有若干机关,已走人一般的反领导,凡处领导地位者无不受反对”.叶圣陶对此颇为忧虑,认为“此点甚须防止”(1月10日).
在反对官僚主义之际,坦白交代和检举贪污行为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但是这些运动进行的并不像领导自我检讨官僚主义那么顺利.
开始,人教社召开了坦白检举群众大会,“群众为坦白检举,所言贪污之数皆细小”.“总务科三人皆有贪污行为,群众喝令当众坦白,而琐琐屑屑谈许久,殊无所获.后令材料科中人自白,亦复赖得干净”.叶圣陶认为：“于此见发动群众固不易,发动而后加以领导,使趋向正轨,则难之又难”(1月11日),“我社检查组尚未获得比较重大贪污浪费之端倪”.
1月17日,陈克寒在传达中央文委节检委的指示时说：“此次运动为激烈之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之思想行为向革命阵营侵犯,其具体表现为种种之贪污,今必坚决反攻,克敌而后已.最近十天内发动一个最高潮,务必检出大贪污分子及案件.文委谓我署系统运动不甚佳,群众虽已发动,而劲头不大.”会上胡愈之提出“须重行动员,于动员报告之中包含自我检讨,庶可使群众奋起,共为击敌之战士”.
二、“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进攻”
1月19日出版总署召开动员大会,胡愈之说：“今后一星期中,将为最高潮,一致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进攻.甘愿坦白者勿失其时,否则被人检举而后,难期宽宥”.担任会议主席的叶圣陶讲了以下一段话：“今日此会,共坚‘敌视’之心.无论己不贪污者,贪污而愿坦白者,本此‘敌视’之心,即可团结一致,集中火力,向顽固不化、不惜以身试法者进攻”.由此可见当时出版总署的领导层对反贪污运动的决心和意愿.
1月20日,出版总署的党组副书记辛安亭传达了薄一波的重要讲话,叶圣陶在日记中作了记录：“谓新年以来,‘三反’运动进展而有获.一般人已信共产党不会腐化,缘其有决心,有办法,又有自我批评之武器.于资产阶级思想之恶劣一面,亦有进一步之认识.国内外反动派本在等待共产党腐化,然后乘机捣鬼,今此企图,虽反动派亦知其无望.由此运动引起机关内之民主改革,视三年来任何一次为深入.此次运动比土改尤为复杂,缘资产阶级之种种办法,其心思技巧胜于地主.移风易俗已见诸事实,消费华奢、铺张浪费之习颇见消退.北京中央机关犯贪污者,已知之数为万人,其中贪一亿以上者十八人,一千万以止者三十余人.天津一地,人数与钱数更多.末谓目前围攻贪污分子之局已成,一星期内集中火力,必将有大贪污犯继续发现云.”
1月21日下午,出版总署召开了坦白检举会,会中宣布“一轻贪污分子免究,令其当众保证不再犯.次为三个贪污分子坦白,一人贪三千余万,二人各贪为五百余万.其手法皆为偷盗存书,贱卖于同业”.然而“群众咸不满意,纷纷指摘,‘坦白要彻底’之呼声时起.所谓集中火力,于此乃有具体之感觉”.结果宣布“限此三人于近期内彻底坦白,暂时禁止其自由行动”.
1月22日下午,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署三个单位联合召开反贪污的坦白检举大会,为了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领导层在上午对会议应该如何进行做了三个小时的讨论.叶圣陶在日记中记下了陈克寒的发言：“此次集中于主要之贪污分子,必须弹无虚发,发无不中.三单位皆未能做到真个心中有数,意谓今日之会仅能收鼓动之效,以群众之压力,促使贪污分子知所恐惧,甘愿坦白.余则布置某些人任其登台当众坦白,某些人态度老实,坦白较好,可免予以法律制裁；外则某人由某人检举,以引起群众之检举.开会势必有此布置,乃可规正方向,不至散漫”.这大概是采用了延安“抢救运动”的经验.
下午一点半大会开始,尽管作了准备,大会还是进行得不尽如人意.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先令贪污分子数人坦白,皆前此已经坦白者,无新发见.宣布其中三人可免受法律制裁.次为检举.登台者云检举某人,其人即须登台面众而立,此亦心理作战之一法.一人被检举,即有若干人登台揭发其人之可疑处或不检处.声势殊盛,形成高潮”.但是,会场并未出现预期效果,“迄未有一人当场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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