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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申报》都言之凿凿地声称“广州治盗极严之李世桂及张家宝（译音）二人近皆中毒而死,其毒无色无味,于二十四小时内发作,故信赵亦死于此毒云”.究竟赵秉钧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毒杀?对社会大众来说,“毒杀”更符合喜好八卦的老百姓的口味,因为人们可以大胆猜测究竟谁才是幕后真凶.上一年宋教仁遇刺案,赵秉钧就被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一口咬定是二号凶嫌,头号幕后黑手则是赵秉钧背后的袁世凯；如此,此次赵秉钧的死亡大可以被认为是袁世凯为了毁灭杀宋证据而特意等到一年后再杀人灭口.
官媒越是力辩其无,民间就愈信其有,赵秉钧的死亡也就越是扑朔迷离.但1914年3月1日《申报》在国内要闻头条刊出的一则时评突然转向,力言“今者赵秉钧之死也,揆其情势,大抵为病,非毒杀也”.而毒杀之说流传于中国,更是将会“毒死中国无数人之心矣”.政府意志终于征服了社会舆论,对大多数报纸读者来说,这个事件,也够离奇.
今天没有新闻
记者诚实之自白,实无新闻可纪.今姑与诸公谈天可乎?
1914年6月1日,黄远生在新闻通讯《谈屑》中的开头让人倍感讶怪.一个连外交部的一名厨师身上都能搜刮出新闻点的一代名记,且以北京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居然会困恼找不到新闻素材,实在令人难以尽信.但黄远生这位新闻界恶搞能手的过人之处,正在其拥有化无为有的特殊本领.今天没有新闻,本身来说就是一则重大新闻.
没有新闻的原因有很多种,也许真的是像《京报》上所登的那样“京报有载今日政界为承平无事之日”.回顾1913年的6月,正是各党各派为争取国会议员选票如火如荼之时,“议会之庞杂,政局之喧扰,党会之活动,日日在甚嚣尘上之中”.回想那时的新闻资源,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居此光怪陆离时代,黄远生也自然妙文迭出,就像他在记录1913年议会选举丑态的《苦海呻吟录》中提到的某君奇特的“卖国便宜论”——“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得多了等清朝只须有八千银两,便能捐得一知县.将天下州县缺买尽,至多不过千万余元.今中华民国之选举总统,以三分之二计算,只须四五百票,每票万元,亦不过四五百万.以四五百万可买得一国之主权代表者之资格,较之从前捐买天下知县便宜得多.”各种势力的角逐、党会、议会、政客、官僚、还有暗中活动的形形色色之人,甚至贩夫走卒都被卷进来,被新闻记者发酵发源成报纸上一篇篇或讥或笑,或讽或骂的文字.到了熊希龄名流内阁不进不退之时,“残余党会之血脉的作用.政客之纵横捭阖,乃至政界中枢之暗潮,某系某系之五花而八门,亦复有钟漏未歇,余音不尽之慨”.
但等到徐世昌就任国务卿以后,突然就“譬风雨初过,万籁岑寂”,政治会,约法会,乃至参政院,固无所谓喧扰.党会与报纸也“寂静者愈益寂静.安戢者愈益安戢”,以政治新闻批发集散地著称的北京城里“前此之北京之忙人,今已十有八九为闲人矣”.搞得这些靠挖政治墙角的“造言生事”为职业的记者“无复有记注之余地”,只得天天唠叨“承平无事”,真是承平无事了.
看来这位徐世昌国务卿确实有靖海安波之神功.自熊希龄那个“名流内阁”宣告死亡之后,袁大总统就越来越对走马灯式的内阁轮换感到不耐烦,再找了一个听话的孙宝琦当过渡之后,随着新的《约法》的颁布,国家政体终于如袁大总统所愿由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新的政府没有了内阁,却多了一个名字很是文绉绉的“政事堂”的新机构,其长官也有个很古雅的名称,叫“国务卿”,这是仿效美国的称呼.据说袁世凯最初听了这个词,嘴里很是把“国务卿”的“卿”字好好嚼了几嚼,最后笑着说：“这个名字好,事就这么定了.”
国务卿最终花落徐世昌这位前清旧相身上,很是让人惊讶,但却在黄远生的意料之中.这位新任徐国务卿对一切都保持无为主义,精员简政,自是不在话下,就连见客也有特殊的一套,客人唯有第一次把门刺投给门房,由门房计入门簿中,再由徐世昌拿着簿子在客人名字上点点为记,点一点的亲见之,两点他人代见,不点点者不见.徐国务卿就靠这招把大批上门求取一官半职的“运动家”挡在门外,自己躲在里面清闲治政.原先所有政令都钤“大总统印”,现在则由徐世昌加钤“政事堂奉策印”,这总让人想起前清时“内阁奉上谕”的样子,加上徐世昌在晚清本就入阁为相,所以“徐相国”就这样叫开了,徐也乐得当他的太平宰相.
徐相国本人的无为而治,加上袁大总统的大权独揽,一文一武,张弛之道,看来“诚为承平无事矣”.但实际上,新闻记者的纷纷噤声,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年4月,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这道法令总共35条,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袁世凯对舆论敲骨榨髓的审查使每一名记者在动笔前都必须要掂量掂量自己写下的字值不值得用自己的工作和脑袋去换.
当民国初建之时,百废待兴,刊行报纸、登载新闻,出于无法无天的时代,无论是革命伟人、都督将领,乃至袁大总统,都是可以随意批评指摘的对象.那是新闻记者的黄金时代,黄远生可以写出像是《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这样谑近于虐的时评.就连砸报馆都砸得有声有色,1912年7月5日晚,因为该日《国民公报》时评将南京临时政府称为“南京假政府”,同盟会派报纸《国风日报》就率领同盟会系统的七家报纸二十余人前往国民公报报馆兴师问罪,并将该报经理徐佛苏、蓝公武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这种为了政见不同而上演血腥的全武行到了1914年就只能换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在那一年夏天,引起报坛一阵轰动的是一位艺名金月兰的青衫女优,因为某报忽载其与师某君有不甚正当之事,而带领数十男女到此报馆打坏招牌.黄远生在《谈屑》中将其称为北京的一桩“奇事”,并且特意提到了那块被砸烂招牌的下场是被该女优拿来做了茅厕板.最后,黄远生不禁赞叹道：“不意优伶之中亦有此英雄”——这就是这天最奇特的新闻.
还不如今天没有新闻.
新年闲话
余之始从事于本报也.在民国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第一通信为《岁暮余闻》.
当1915年来到时,黄远生心中却觉得颇多遗憾.想到一年前他方为《申报》撰写第一篇通信《岁暮余闻》时,“国会业已解散,熊内阁渐将不稳,而财政渐取包办政策之时也”,如今倏忽一年过去了,但自己的通信却日渐短少,这是这位以新闻通信闻名的记者最耻恨的一件事.但若是细分责任,则实在是“余之亏其职责者十之二三,由政局及社会思潮之反影者十之七八也”.
回顾过去的1914年,还是发生了很多大事——熊希龄的名流内阁终于如很多人所望的那样倒台,也顺便带走了整个内阁制度；《约法》的颁布赋予了袁大总统至高无上的威权；欧陆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徘徊在战云的边上；还有那个一直虎视眈眈的恶邻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一路焚掠占领,战火燃炽黄河两岸等1914年并不是无事可记,但在黄远生看来,1914年之前“人庞言杂,各方面之人,惟入于政治之漩涡,虽其酝酿政治上之罪恶也不少,而以此故,即大多数之人皆与新闻之酝酿及发源皆有关系.若党会,若议会,若新闻记者,若种种暗中活动之人,乃至商贩走卒,皆是此”.中国政局虽然看似混乱,但一切却公开透明,仿佛是在通都大市之中下棋赌输赢,观者如堵,人人都有权利对这盘棋局的下一步如何走说三道四.
但1914年的时局,在徐相国出来后,当局却抱持“不愿政局常有变动”的唯一宗旨,除了早已预订的变动之外,任何新发生的变动都或被强力消除或遭噤声,消弭于无形,你可以说是“稳静不扰”,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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