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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还进一步提议,制定统一模式的民事诉讼法典,按照他们的设想,民事诉讼法典中不仅要包括调整公法关系案件的规范,也要包括调整与企业家活动相关联的民事或者行政案件的特别程序的规范.[4]当然,与行政诉讼法学家呼吁建立独立的行政司法程序力量相比,民事诉讼法学家的主张并不是占主流的观点.更何况,两种救济无论是合并也好,分开也好,并不影响俄罗斯公民诉权的正当行使.三、俄罗斯请愿制度中的法治精神对中国的启示
俄罗斯请愿制度的设立是对“人、人的权利与自由是最高价值”的宪政精神的具体落实.人权保障理念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首先体现在资产阶级国家宪法之中的.如今人权保障理念在世界各国普遍被提升为宪法原则.人权保障理念在俄罗斯宪法中得以确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劳动者权利’（праватрудящихся）—‘公民权利’（праваграждан）—‘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праваисвободычеловекаигражданина）.”[5]（P22）1991年11月22日俄罗斯通过了《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宣言》,宣布接受国际法上公认的人权原则和准则.1993年俄罗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人、人的权利与自由是最高价值”,以处于国家最高法律位阶的宪法规范的形式将人、人的权利与自由放在了所有权利体系的“最高价值”地位,确立了宪法的人权原则.俄罗斯的人权保障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变.为落实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原则,俄罗斯还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法律法规,如《俄罗斯联邦全民公决法》、《最低劳动工资法》、《俄罗斯联邦社会服务基础法》、《职业联合会及其权利与生活保障法》、《俄罗斯联邦立法规则》、《劳动保护法》、《公民健康保护法》、《对侵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和决定向法院提起控告法》以及其他有关俄罗斯公民行使请愿权的规则.这些具体法律法规从不同方面把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权利.与此同时,俄罗斯还与他国签订了一系列有关人权保障的国际条约.可以说,俄罗斯在反思和总结历部宪法有关人权保障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更加突出和强调人权原则的宪法意义,为俄罗斯指明了法治建设的前进方向.人权保障也是中国未来法治建设的价值和目标,它将指引着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同时,法治建设又将为人权保障创造条件并提供保证.
俄罗斯请愿制度是实现俄罗斯国家在宪法中所作的“承认、遵循和捍卫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的承诺的有效制度.首先,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有义务向公众社会不断提供合理的、有效的公共政策及必要的公共服务,不断促进社会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赋予公民请愿权可以使国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及时了解民众意见,吸收民众的智慧,有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理性化.其次,权力不被限制即容易被滥用,为了克服公共权力的滥用,就有必要从法律制度层面为社会民众提供能直接参与国家与社会的管理的保障.请愿正是缩短公共权力与民意的距离,是社会民众直接参与国家与社会的管理,与公共权力进行直接沟通与对话的一种重要方式.请愿制度的设立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限制滥用权力,保障正当权利的需求正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政精神的要旨所在.另外,请愿制度的设立可以扩大民主参与程度,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民主习惯.赋予公民请愿权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关注,从而激发其民主参政的热情,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助于推动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例如,2003年“孙志刚收容致死案”引发的“三博士”与“五学者”的建议就是中国典型的请愿案.1显然,设立请愿制度有助于社会民众及时将不满情绪宣泄出来,避免社会矛盾的聚集激化,进而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利益主体出现了多元化格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不均衡,导致新型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当国家没有能力及时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时候,就应当有义务为社会民众通过制度层面宣泄其不满情绪提供畅通的渠道.“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显示,社会稳定来源于人们对统治权威的服从和尊敬,而这种服从和尊敬的前提则是社会合意与社会共识的达成.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直陈愿望的一种重要方式,请愿能够在社会大众与政治当局之间架设起交流与协商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请愿权无疑起到了“减震阀”、“过滤器”的作用”.[6]
目前,我国由于没有在宪法规范的层面明确规定请愿制度,缺乏具体法律的规范,请愿制度存在着许多没能理顺的法律问题,如在机构设置方面,存在受理请愿的各机构职责不分、政出多门,受理请愿的机构往往意识不足、功能错位等问题.综上,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请愿权具有极为重要的宪政价值,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所认可,并通过宪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形式予以确立.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各国权利救济制度的发展趋势,明显地表现出救济方式趋向多元化、救济范围趋向扩大化、救济程序趋向法典化、救济规则和方式趋向国际化的特点.俄罗斯建构的请愿权制度,是与各国权利救济发展趋势大体一致的,可以说基本是成功的.这对于同样处于改革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俄罗斯所建构的权利多元救济制度中,宪法司法审查制度、人权全权代表制度、检察官参与诉讼制度和国际司法救济制度,也颇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
[2]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孙海涛：《俄罗斯公民权宪法保障制度研究》,黑龙江大学法学院2004届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优秀硕博论文网.
[4]Б·Н·Лапин,Н·А·Ченина：Опроблемах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гражданского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встранахСНГ,Москва,Праводение,2002,ст4.
[5]哈书菊：《人权视域中的俄罗斯行政救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杨海坤,章志远：《公民请愿权基本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宏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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