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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相关论文范文集,与曾国藩的韩文批评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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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明一义”,而“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8].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并且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要斤斤于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9]（19）.这在他的韩文批评中有明显的体现.清代韩愈诗文的批评蔚成风气,韩诗有汪琬、朱彝尊、严虞、慎行、何焯、蒋宗海、黎简、郑珍等人的批评,韩文由于唐宋八大家文的流行而批评者更多,如储欣、林云铭、何焯、方苞、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浦起龙、蔡世远、刘大、姚鼐、魏源等等.在众多的批评中,能够将韩文中的思想、史实、辞章、训诂以及韩愈的立身处世都予以揭橥评论的,曾国藩可称得上是杰出的一位.如他评《原性》：“此实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之无失,亦自言各有当.要之,韩公之言固无失耳.”[1]（199）人性是儒家学者非常关注并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孔子不言性善性恶,孟子提出性善,荀子提出性恶,扬雄主张性善恶混.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后来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学说,又提出义理之性.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5]认为义理之性是受天地所赐而无不善,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但同时承认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不断拔除气质之性中的各种蔽锢,才能一步步向善.实际上,韩愈在《原性》中所言,最接近孔子原意,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人性有等级之分,虽未明言中间这一层次,但这是很明显的言外之意.韩愈加以发挥,将性分为三等,并说：“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2]（20）综合来看,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韩愈、程朱,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归宿是相同的,即引导人向善.因此,曾国藩的评语“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韩公之言固无失”确属洞见,显示了曾氏的哲学修养.评《送浮屠文畅师序》：“辟佛者从治心与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1]（207）评《送高闲上人序》：“事之机括,与心相应.事不如志,则气挫.所向如意,则不挫于气.荣辱得失,不纠缠于心,此序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1]（208）《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诸家之评如真德秀曰：“韩柳并称,柳《送僧浩初序》,其道不同如此.”[10]（441）沈德潜评曰：“将众人投赠之文撇开,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约《原道》之旨成文,而语更遒炼.”[11]（90）宋代的黄震、明代的茅坤、清代的林云铭及何焯对此文都有评论,而且评论者都注意到了韩愈这次所赠的对象是一名僧人,所以此文他仍举辟佛的主张.但是曾国藩看到了传统儒学与佛教相比,缺乏对心性的探讨这一弱点,于是推己及人,认为韩愈若“从治心与之辨毫芒”则显然是持己之短,量人之长,如“抱薪救火矣”.《送高闲上人序》也有多家批评.薛曰：“庄子好文法,好学古文者多观之等韩文公作《送高闲上人序》,盖学其法而不用其一辞,此学之善者也.”[12]方苞曰：“子厚《天说》类似《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13]（1031）沈德潜评曰：“汪洋恣肆,善学《庄子》之文,亦可谓文中之颠矣.”[13]（1031）刘大评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13]（1031）张裕钊评曰：“退之奇处,最在横空而来,凿险缒幽之思,云乘风之势,殆穷极文章之变矣.”[13]（1031）大多数评者关注乃至着迷于韩文的风格,甚至觉得富有庄学精神意气的支撑.韩文在心物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八字,姚鼐比之方、刘等前辈的风格评说进了一层,“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曾国藩所展开的思考更为积极,他以体用关系来体悟“不挫于物”与“机应于心”的辩证意味,并且重新整合《孟子》与《庄子》的思想资源,由此阐发韩愈立说左右逢源的价值,这是曾氏在新形势下思考体与用、道与技关系的体现.
曾国藩评《论变盐法事宜状》：“‘积数虽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七八文,积至百千亿斤,则失利无算也等‘凡是和雇,无不皆然’,载盐时须轮次,交纳时又有规条,不得自由.”[1]（222）此文大多数选本未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简评一句：“昌黎经济之文如此.”[14]林云铭、何焯等批评韩文较多者也未关注此文.而曾评却显示了他对国计民生具体事务的关心和熟稔,相比其他评选者,还是能够说明曾氏的经济之怀.再如评《杂说》四：“谓千里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1]（200）这条评点,呼应了韩愈在文中以马为喻,对在位者不能识别人才的讽刺和控诉,继而进一步说“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反映了曾国藩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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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是一篇军事论文,曾国藩评曰：“‘难处使先’,凡有艰难之处,使先冒其锋也.‘悉令却牒,归本道’,以客军各归本道,而以其兵器给召募人.‘临城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使免散失’,从前各处堡栅皆置兵马,则百姓倚以无恐.今兵马聚为四道,则各处无声援,不免散失.故无兵马屯聚之处,则作行县以主领之.”[1]（221）这篇韩文,选本大多未选,批评较为详审的只有林云铭和曾国藩,林评从大处着眼,论述了韩愈建议的正确性,曾评则更为细密,拈出韩愈所提的几条建议,一一讲明其缘由,各有优长.以上所选取的评语反映了曾氏在儒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修养,下面从文学的角度看其批评.
评《伯夷颂》：“举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1]（201）这是文旨的申说.评《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和雅渊懿,东京遗调.”[1]（206）评《送王秀才序》：“淡折夷犹,风神绝远.”[1]（207）这是风格点评.评《送齐下第序》：“入题连用三‘乎’字,俗调.”[1]（206）评《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削四邻之交贿,省嬉之大燕’,偶伤句气.”[1]（212）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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