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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大大超过英美法系,引用德、日、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多,而且还有少数学者能够直接引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原始文献.这种变化与学者们不断赴海外进修以及逐渐提高的外语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在已搜集的研究合同法的相关论文中,引用意大利语原始文献最多的是北京大学薛军副教授,引用西班牙语原始文献的主要是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这二位教授都具有海外研修的经历,这也使得他们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充分利用在海外获取的文献资料.{8}因此,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学者们出国深造的机会逐渐增多,大批学者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研习法律,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日益广阔.相应的是,他们所撰写的论文中的域外文献,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语种结构分布上,都呈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但由学者们的知识背景决定的制度借鉴方案却又相互竞争,从而造成了合同法研究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2.不同年龄段的学者引用域外文献的特征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根据学者的出生年月,将作者们分为老年一代、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三个群体.具体来说,本文将出生在1950年以前（包括1950年）的学者界定为老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前（包括1965年）的学者界定为中年一代学者；将出生在1965年以后（不包括1965年）的学者界定为青年一代学者.本文采用《法学研究》历年以来（截至2010年）收录于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主站点）的民法论文为样本,对其域外文献的引证情况进行分析.
从上表,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外语能力不一,中年、青年一代学者的外语能力要强于老年一代学者.从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来看,老年一代学者主要引用的是英文原始文献,除此之外,仅有1个日语文献被引用；而且,老年学者基本上都是引用已经翻译过来的域外文献,直接引用英文原始文献的数量仅为17.0%.而中、青年学者引用域外原始文献的语种非常广泛,除英文文献外,学者们还能引用日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原始文献进行研究.他们直接引用原始文献的比例也明显上升,分别为36.6%和51.9%.这种富有差距的比例,体现了引用原始域外文献的学者在年龄上具有逐渐年轻化的特征.显然,外语能力的差距是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青年一代与中年一代相比,直接引用原文域外文献的比例又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进一步印证了外文能力“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趋势.
第二,单独分析每一代学者中引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文献较多的学者,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撰写论文引用域外文献时,与其海外留学或进修背景及师承关系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引用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在老、中、青三代学者中,引证大陆法系文献较多的作者分别是谢怀教授{9}、孙宪忠教授{10}和韩世远教授{11},他们都有在大陆法系国家研修或受到大陆法系方法论系统训练的背景.同样,引用英美法系文献比例较大的学者,如王利明教授{12}和许传玺教授{13},大多也有在英美法系国家留学或进修的经历.由此可见,学者们的海外背景或师承关系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深远.与之相应的是,赴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往往在撰写论文时更多地引用大陆法系的文献,赴英美法系的学者则更多引用英美法系文献.
3.小结：日趋“时尚”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
从上面两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论是考察不同年代CSSCI民法论文引用域外文献的情况,还是考察CSSCI期刊上不同年龄段学者发表的民法论文引用域外文献的情况,都表明学者的知识背景对于学者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具有海外知识背景的学者撰写民法论文时,引证域外文献也较多；而且由于他们的外语能力比较突出,故引用的域外文献中,原文文献的引证比例也较大.这种量性的分析,至少在数据上说明学界已初步养成“无洋不成文”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甚而至于,受这种引证偏好的刺激,中国的大学已普遍要求硕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引用一定数量的外文文献,许多刊物也开始不成文地以域外文献的引证情况作为重要的采稿标准.虽然从比较法之功能的角度看,域外原始文献的引证偏好确能说明我国的民法学研究在充分地利用外国法资源库,但域外文献的引证一旦被制度化,极有可能引发“引证必要性”之伦理要求的拷问.事实上,为引用而引用、二次引用、假引用等现象,已呈蔓延之势.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担忧,如果不是真正在海外具有研修经历,对相应的制度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有着较强的外语驾驭能力,学者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更有可能催生大量对国外制度囫囵吞枣乃至以讹传讹的研究成果.
三、制度路径的相互竞争与路径依赖的形成
上文言及的域外文献引证偏好其实体现了学者们研究中的路径选择.在我国民法继受的过程中,不同法系的路径选择方案一直在不断竞争.除了以与伦理、身份有关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亲属、继承法受到中国社会传统的家族主义、差序格局的影响,使得个人主义的西方法律难以植入外,{14}以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为中心的财产法和契约法等其他领域,两大法系的制度方案一直都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彼此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状态.下面本文将以合同法为例,结合其域外文献引证特征,管窥我国民法研究中制度路径选择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路径依赖.
1.制度路径的竞争与选择
下面我们将选取各期刊关于合同法的全部论文作为样本,并按照教科书体例对这些论文进行分类,考察各期刊论文域外文献引证的特征.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者们在撰写合同法相关论文时,大陆法系文献被引证次数与英美法系文献被引证次数之占比各为62.2%和37.8%.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域外文献在对学者们的影响上更具优势,但英美法系域外文献对于学者们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在“合同法总论”研究中,英美法系文献的比例更是达到41.6%,尤其是在合同法概述{15}、合同的订立和成立、合同的解释这些领域,来自英美法系的文献数量甚至超过了大陆法系.在合同的解除和违约责任领域,学者们引用的来自两大法系的文献数量也基本平分秋色.只是在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以及合同法分论等领域,被引用的大陆法系文献的比例分别为76.5%、77.6%、86.7%,明显多于被引用的英美法系文献的比例.
由于我国民法学的研究历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颇深,合同法论文中英美法系文献的引证占比已经是一个较大的比重,尤其是与民法总论、物权法等民法其他研究领域对两大法系域外文献的引证占比相比.比如在物权法论文中,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献引证各自占比为71.1%与28.9%{16},其域外文献引证中大陆法系的优势就会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即使学者们研究物权法时引用英美法系域外文献,也主要集中于介绍英美法系物权法精神、原则性较强、较为抽象的“物权法总则”的范围.{17}合同法论文中英美法系域外文献的引证之所以相对强势,法律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合同法是协调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规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国际规则接轨是合同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使是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法系国家,也通过“合同法重述”等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相关规则.我国的合同法同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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