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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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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国家.日本学界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1965年的“《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1974年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的“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从整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 键 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马克思主义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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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derkapitalistischenProduktion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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