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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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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