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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香港著名漫画家王泽的漫画《老夫子》问世50周年（王泽原名王家禧,发表漫画时以长子王泽之名为笔名,《老夫子》现由王泽继续经营）.《老夫子》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华人漫画”,一系列相关的庆祝活动早已展开：完整集结出版王家禧的手稿,在台湾推出限量版《老夫子年代大全集》珍藏版套书,在香港举行“老夫子怀旧展”―女星张可颐出席开幕仪式时还扮演了《老夫子》中的“陈小姐”一角.

一部华人漫画风行五十年,可算文化奇迹,但不为人知的是,“老夫子”这一漫画形象涉嫌抄袭公案多年.早在2001年,“老夫子”就被指最早诞生于解放前的天津,作者名叫朋弟（原名冯棣）.这些年来,虽然京津两地文化界陆续做过一系列“为朋弟不平”的活动,但依然不能扭转“朋弟种树、王家禧摘果”的事实.王家禧父子方面则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的态度.

香港内地先后揭发抄袭

1963年始,王家禧以长子王泽之名作笔名,在香港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老夫子”系列漫画,主要角色有老夫子、大番薯、秦先生、老赵、陈小姐等,大受欢迎.1964年,香港吴兴记书报社发行《老夫子》单行本,之后又陆续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地出版单行本和套装,《老夫子》还被不断改编成电影、动画片等,风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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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香港出版人彭志铭（现在香港经营“次文化堂” ）主编一本名为《漫画读物》的评论杂志,某天他忽然接到北京朋友寄来的资料.资料证明,香港著名漫画《老夫子》抄袭三四十年代天津老漫画家朋弟的作品.“我们一看,不得了,因为真的很多证据.”彭志铭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

彭志铭随后将资料悉数发表,得到的是小王泽的否认：“他还说我们是不对的、说谎的.”彭志铭说自己还看过王家禧给台湾《皇冠》杂志做的访问,追述自己如何创作老夫子的过程,“他每一句都说谎”.

1996年,作家冯骥才发现港台和海外竟然流行一部似曾相识的“老夫子”.冯骥才出生于天津,知道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过一个“老夫子”形象,作者名叫朋弟.1999年,冯骥才正式在天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与王泽（即王家禧）的“老夫子”》,向世人明确说明：“老夫子”最早是由朋弟创作的,王家禧的“老夫子”是抄袭.

文章详细记录了自己发现王版老夫子的始末：“1996年我从埃及回国途经新加坡的时候,在书摊上到处可以看到一种名为《老夫子》的漫画图册,经友人介绍才知道‘老夫子’已经享誉四海.但是,这个‘老夫子’已经不是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天津漫画家朋弟的手笔,作者名叫王泽!我曾看过天津老漫画家黄冠廉的文章,指责这位自60年代起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关于‘老夫子’的漫画故事的王泽,有剽窃朋弟之嫌,并且在香港《漫画读物》上用文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愤不平.王泽生在天津,原名王家禧,50年代在文化宫做美术干部,60年代到香港,开始在报端发表题为‘老夫子’的漫画故事.后来我翻看了王泽的《老夫子》,可以断定,在人物造型与性格设计上, 王泽确实搬用了朋弟的‘老夫子’、‘老白薯’等所独创的漫画人物.何况连名字‘老夫子’也是人家朋弟的!”

1999年底,藏书家姜德明也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漫画》第六辑中发表《朋弟的“老夫子”》一文,指称香港“老夫子”是抄袭.2001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谢其章的文章《谨防“漫坛赝品”》,持同样观点.

王家禧的风光与朋弟的凄苦

朋弟原名冯棣,1931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艺术创作活跃时生活在京津一带,作品多发表于当年的报刊如《新天津画报》、《庸报》、《益世报》、《银线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朋弟熟悉社会底层,漫画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由他创作的老夫子是一位遗老形象,充满旧事物与新观念的冲突.冯骥才称：“及至5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和天津天祥商场的旧书铺,花上一两角钱仍然可以买到一本旧日的《老夫子》,可见当时发行量之巨,流行影响之广.如今京津一带50岁以上的人脑子里大都印有老夫子那个笑话百出的形象.”又据《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记载,1944年,重庆举办过一场《纪想曲》漫画展,观展群众达20余万人次,周恩来也曾前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等.

随着时代变化,朋弟的创作环境也在改变.50年代后,老夫子的形象不再合适当时的社会环境,朋弟本人的创作也停滞了.1957年初,社会思想松动,朋弟画了一幅《白薯出土》,刊在《北京日报》上,但紧跟着开始“反右”,朋弟因此被批评,从此再不敢轻举妄动.1983年,朋弟孤寂地去世.

反观王家禧,他从60年代开始发表《老夫子》,70年代最受欢迎,80年代将漫画市场转战台湾.冯骥才这样概括王版老夫子：“虽然将老夫子后脑壳的发辫去掉,大腿加长了一些,还把老白薯的上衣换了一件,名字也改了一个字（把‘老白薯’改称‘老蕃薯’ ）,但基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却与朋弟笔下的人物全然一样,这就是王泽之所为了.”“王泽是毫无疑问的抄袭,我觉得这样挺无耻的.承认一下原型来自朋弟的作品也没关系.他说他这个形象是原创的,但是我们都对比过了,帽子、坎肩、坎肩上那三个圆圈,全部都是一样的.”

率先在香港揭发抄袭的彭志铭并不认识朋弟,但是他听闻朋弟的晚年生活凄凉：“70年代是王泽最风光的时候,但那也是朋弟最苦、最惨、最悲哀的时候.有人把香港的老夫子漫画带给他看,那时候他已经病了,又没有钱,看到王泽的漫画,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听了感觉很苦.”

冯骥才甚至还在1997年见过王家禧一面：“我在大树画馆接待了一位来自海外的画家,他自称王泽.这位王泽先生说他曾在天津生活近30年,对津门感情尤深.谈话中才知道他居然就是海外《老夫子》的作者王泽.我当即问他：‘您认不认识朋弟?’他说：‘认识认识,很熟.’就此一句,随即便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时,我想到了黄冠廉先生那篇文章,并想起王泽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一直讳言于‘朋弟’二字.为了避免客人难堪,我也跳开了关于老夫子的话题.” 朋弟后人“支撑不起”

2001年,冯骥才专门编辑并主持出版了《文化发掘老夫子出土―为朋弟抱打不平》一书（西苑出版社2001年7月版）.书中,冯骥才精选出已故漫画家朋弟一生中的各类艺术作品,比较分析了朋弟和王泽的各个人生阶段,对二种“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处做了详细论述.

此书出版后,西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杨宪金提出,按照原样出版一本《老夫子》,让关心漫画历史和朋弟的人掌握更确凿的依据.冯骥才赞同这样的想法,开始到处搜集朋弟作品.他的朋友曾在古玩市场发现朋弟的一幅水墨《老夫子像》.冯骥才在自己的画展上为观众和读者签名时,有人曾塞给他一个纸包,“说是送给我的礼物,还说这是你想要的”,冯骥才连那人的面目都没看清,回去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本朋弟的原版原作：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老夫子》,还有一本是《阿摩林》（阿摩林为上海方言,傻瓜的意思）.综合这些资料,再加上冯骥才原本搜集的朋弟作品,西苑出版社最终得以重新出版朋弟的原版原作（西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新版一律按照原版版式,内容不删不减,同时影印加刊了两份真迹手稿.

从1992年彭志铭最早揭发抄袭到1996年冯骥才发现其中蹊跷,“《老夫子》抄袭公案”最终在2001年到2003年发酵,轰动一时.冯骥才这样分析这桩惊人的“抄袭公案”发酵多年的原因：香港和内地隔绝,信息不通,使得王氏钻了空子；当时的人没有版权意识,不知道也无力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

那么,最应捍卫《老夫子》利益的朋弟后人,今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