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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产权相关论文范文例文,与中国专利制度的叩门人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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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首任局长,对我国最后建立专利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反对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呼声很高.不少人,包括一些中央部一级的官员,都不能从“社会主义必须是公有制”的框框中解放出来；有人甚至上书邓小平同志,认为武衡他们是“妄图以西方一个‘模式’来解决我国科技发展问题”.面对种种指责,武衡从一开始就十分坚定,十分从容,他从没有在我国,必须建立专利制度这一信念上有过半点动摇.他的这种坚定和从容,既来自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也来自他长期主管科技工作的切身感受.这些感受使他深刻体会到：我国科技领域的“大锅饭”制度必须废除,对有贡献的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待遇必须公平；仿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科技的发展问题,只有实行专利制度才能在有效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真正激励我国自身的发明创造活动.为了筹建一个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专利制度,武衡作了大量调查研究,自1978年年底开始组织了对十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地区组织的考察访问,其中有一半以上由他自己以65岁左右的高龄亲自率团前行.1978年12月,他选择日本作为进行专利考察的第一个国家,这可能与他在几年前看到“日本科学技术给社会创造的价值有三分之一来自专利制度”的报道引起的思想触动有关.那次随武衡出访日本的约有十人左右,大部分来自科委系统,包括后来任专利局副局长的宋永林,外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法律教授芮沐和我.日本方面对武衡的来访给予了热情和高规格的接待,出面介绍情况的不仅有日本专利局,还有日本的发明协会、专利情报中心,专利代理人协会、专利协会以及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日本分会等单位.此外,日方还安排代表团考察了索尼,日立、夏普、东芝等许多大公司的专利部门.这些访问和交谈使武衡及其代表团对日本专利制度的各个方面及其有效利用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尽管在代表团的成员中,当时也有个别人对我国要否建立专利制度仍有一定疑虑,但武衡的态度却始终十分明朗和坚决.在整个访问中,我对武衡的印象是,他目标明确,考虑细致,思路清晰,办事从容而果断.
武衡从日本回来后即刻就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成立了专利法起草小组.他指定宋永林为组长,小组成员还有汤宗舜、郭寿康,赵元果、朱晋卿、胡明正,夏淑华和段瑞林.在武衡领导下,该小组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十次修改稿子,最后于1981年3月以国家科委和专利局的名义送请国务院审查,并在上报后,又对稿子作了十次修改,其中的基本内容后来都反映在我国于1984年3月12日颁布并于1985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这是一个广受关注和赞扬的专利法,后来对我国专利制度的迅速、稳定和健康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领导和组织专利法起草的同时,武衡深知人才对我国日后有效实施专利制度的必要性.在当时缺钱又备受国内不少人对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指责声中,武衡以罕见的远见和魄力,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有关国家专利局的资助和合作下,先后派出了200多人次到有关国家的专利局和有关组织接受长期或短期的专利或知识产权培训,为我国日后专利制度的实施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及时播下了大批人才种子.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一位着眼全局而不屑搞本位主义的开明领导,他在当时不仅力排科委有人提出的专利代理由科委自己搞的主张,而且在他组织的出国培训中,安排了不少外单位的人员参加,我本人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1979年,我国赴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家专利局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欧洲专利局学习的人员在北京怀柔集中接受国内预训.这是国内办的第一次知识产权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由国家科委成果局安玉涛副局长(已故)主持,开学典礼时武衡到场致辞,讲课人包括郭寿康教授等,参加培训的人中除后来成为我国专利局主要官员的田力普(国家知识产权局现任局长),李家浩(后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任职),乔德喜,文希凯,吕学实(曾任现已撤销的上海专利分局局长)等人外,还有日后从事专利或知识产权代理工作的须一平、周传杰、丰新枚、姚英敏(已故)、路月敏、张海玲、段军生等以及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的叶京生.我原被分配去德国学习,后来改去WIPO.那次在怀柔的专利培训,后来被人称为“专利黄埔一期”,其真正的校长便是武衡.
在听到有人称武衡为“中国专利制度的先驱”时,鲍格胥说,“他的想象能力,辛勤工作,机智练达和善于领导,使他完全无愧于这个称呼.”
自1981年3月向国务院送审《专利法草案》之后,武衡原以为专利法可在年内公布,并再过一两年即生效实施.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当时,尽管中央已有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计划,但国内有关部门反对的呼声仍然很高,实际上从1978年年底至我国专利法颁布的1984年3月,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国处在是否建立专利制度的异常激烈的大辩论之中,这使中央对建立专利制度的最后决策,不得不有所推迟.面对这种情况,一向沉着从容的武衡不免有些焦急不安,因为他一直盼望实现他一直追求的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宿愿,但他迫近离任的年龄又不允许他长期等待.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多次与任建新商谈如何推动立法进程.任建新基于在我国早日建立专利制度的同一愿望,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做了推动工作.与此同时,一位在心情的迫切程度上不次于任建新,武衡的有声望的外国人自1979年开始年年出现在中国,这个人就是对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也作了巨大贡献的鲍格胥.
鲍格胥：国际援助第一人
1979年11月,鲍格胥首次来中国时,飞机在雅典出事,他从燃烧的飞机中逃出,他的斯里兰卡籍同事拉什曼卡迪加码(后任斯里兰卡外交部长,于2005年8月在警卫森严的家中被人枪杀)受伤住院.我与汤宗舜教授以及科委的吴永琪和李美立那时正在WIPO任短期顾问(实际上是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考察),便去医院看望卡迪加玛.当卡迪加玛向我谈到那次飞机失事时,他觉得鲍格胥第一次访华就出事,真是有点“出师不利”,并问我“中国人讲不讲迷信”.但是,鲍格胥根本不信邪,没过多少天,他坐着另一架飞机又飞往中国了.
鲍格胥对于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帮助可以说是全方位和全力以赴的.仅在专利领域,他对中国的援助就涉及法律起草,专利审查、专利管理、专利情报、专利分类、专利代理,专利司法、专利教学,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等几乎一切有关领域.在形式上,这种支援包括在中国组织培训班和研讨会,组织中国官员在国外进行专利培训或考察,邀请中国官员参加WIPO在中国之外的国家举办的培训班和研讨会等.对于后两种方式的活动,其中的大部分费用(出国交通费及生活补贴)由WIPO负担.
从1979年到1984年是中国孕育专利制度的困难时期,期间的两任局长武衡和黄坤益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为筹建我国的专利制度作了许多实质性的准备.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最需要国际援助的时期,鲍格胥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年年都来中国,1982年还来了两次.每次来华,他基本上都组织研讨会或培训班,自己亲自讲课,宣传建立专利制度对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与其他专家一起讲解涉及专利制度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在那段时期,WIPO在中国举办了一系列与专利有关的会议,包括1979年的“工业产权许可与技术转让研讨会”、“专利情报与国际专利分类制度研讨会”,1980年的“专利法律培训班”,1981年的“专利代理培训班”、“专利文献研讨会”,1982年的“合资企业工业产权问题研讨会”,1983年的“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培训班“以及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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