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相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相关保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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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2000年和2006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江苏省农村居民数据,运用倍差法研究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考察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三种模式――风险型、风险福利性和福利型的合理性.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合作医疗没有改变农民的健康状况,并存在道德风险的倾向.

关 键 词 ：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健康；倍差法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4-0110-05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的实际影响,借以考察新型合作医疗最终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同时检验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性,以便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快速、稳步推进提供决策参考.

一、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不同模式

本文使用的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数据来自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提供的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江苏省4个县,基本涵盖了江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代表性较强.CHNS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家庭的基本情况、收入状况、个人的医疗保险、健康状况等方面.自1989年以来CHNS对江苏省己进行了7次调查,都在调查年度的9~11月进行,CHNS数据集还包含了在不同年份许多同一被调查者个人健康状况的详细信息.本文选择了新型合作医疗正式实施的2003年前后2000年和2006年两年的调查数据.由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健康特征与成年人区别较大,所以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成年人,将年龄限定为18~65岁,即2000年和2006年的同一个被调查对象,2000年的年龄为18岁及18岁以上,但2006年的年龄不大于65岁,最终选择了364位农民,其中参合农民288位,不参合农民76位.下面具体分析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模式的不同类型.

朱玲依据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是“保大病”、“保小病”和“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特点将其分为风险型、福利型和风险福利型三种模式.结合江苏4个县的调查数据,本文认为这三种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门诊费用补偿共付率的高低上,因此本文依据门诊费用补偿的共付率的不同,来细分这三种模式.具体来说,将门诊费用共付率为100％的县称为风险型模式,门诊费用共付率为0的县称为福利型模式,其他门诊费用共付率在0和100％之间的县称为风险福利型模式.需要说明的是,被调查4县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信息来自于农户问卷,有关个人需缴纳保险金的数额、共付率、起付线以及封顶线等均取农户问卷中该项指标的众数作为指标估计值.

表1给出了江苏4个被调查县新型合作医疗三种模式的特征.

第一种模式,C县的“只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风险型模式,也称为“住院医疗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关注重大疾病对农民的影响,所以门诊费用的共付率为100％,即不报销农民的门诊费用支出.这种模式下,不仅参加合作医疗的保险金最高,而且住院费用的共付率和起付线也是4县中最高,但住院费用的封顶线却最低,这种模式需要个人承担更多的疾病治疗费用.

第二种模式,B县的“主要保小病”的福利型模式,门诊费用的共付率为0,即门诊费用全部报销,但B县同时还设置了门诊费用30元的封顶线.B县除了最高的参合的费用外,最大的特点还在于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起付线均为0,而且住院费用封顶线20000元以内的共付率为55％,相对较高.

第三种模式,A、D两县的“既保大病又保小病”风险福利型模式.门诊费用设置的共付率分别为94％和85％.两县缴纳的参合保险金较低,为10元,低于B、C两县；住院费用设置的共付率也是4县最低,同为40％：两县住院费用的封顶线设置同为30000元,高于B、C两县.这种模式下,A、D两县不仅满足了农民更高的住院服务需求,而且也关注了农民的门诊服务需求.

以上三种新型合作医疗模式的形成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可能有一定关系,但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C县选择的是风险型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列第三位的B县选择的是福利型模式,而经济发展水平排第二位的D县和最差的A县选择的都是风险福利型模式.因此,可以大致判断,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能更关注农民“大病”的住院服务需求.张兵、王翌秋的调查也发现,江苏省经济发达的江阴市实行了“只保大病不保小病”的风险型模式,而欠发达的灌南县实行的是“既保大病也保小病”的风险福利型模式.

三种新型合作医疗模式有一些共同之处,如门诊服务的起付线全为零,农民个人缴纳的保险金数额都在10MB元间,住院费用封顶线分为20000和30000元两种等等.虽然模式不同,但三种新型合作医疗模式都关注农民的住院服务需求,体现了政策最初设计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基本要求,同时不同模式对门诊费用补偿做出了各自的规定.因此,新型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在原则指导下因地制宜的特点.

二、参合前后农民健康变化情况

对健康的度量最直接的方法是采用自评健康,自评健康更能反映农民的真实感受,而且操作简单.本文将健康分为好和差两种,对CHNS数据中自评健康的4个等级“非常好、好、一般、差”,选择非常好和好的都作为好,记为1,而选择一般和差的都作为差,记为0,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和文献比较.

表2是农民基本特征及健康状况.从两组农民的健康情况来看,2000年参合农民的健康要好于不参合农民,但2006年不参合农民的健康更好,总体上2006年农民的健康情况要好于2000年,但参合农民的健康情况似乎没有比不参合农民变得更好.具体来看,对于自评健康“差”的农民组,2006年参合农民的健康比2000年变差了,而不参合农民则变好了；对于自评健康“一般”的农民组,参合农民和不参合农民的健康都变好了；对于自评健康“好”的农民组,参合农民比不参合农民变好的比例要小；对于自评健康“非常好”的农民组,参合农民和不参合农民中健康“非常好”的农民比例都在下降,下降幅度基本相同.因此,可以基本判断,参合后,农民的健康没有象预想的情况一样变好,反而是健康变差的农民所占的比例在增加.这说明参合农民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现象.

从农民的其他基本特征来看,参合农民和不参合农民的男性比例相差不大,但不参合农民的男性比例相对更高：参合农民的平均年龄约高出不参合农民1岁：不参合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参合农民高,大约高出3年左右；参合农民的已婚比例要比不参合农民稍高.和不参合农民的家庭相比,参合农民的家庭规模更大,而且组内差异也更高,但参合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不参合农民家庭,大致占不参合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75％-80％,收入低的农民显然想通过参合来减少自己的疾病负担,另外,这应该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参合农民所在县的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要差一些.

三、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

(一)研究方法

项目评估和政策分析中广泛使用的一种计量分析方法是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简称DID).倍差法的基本原理是将研究对象分成两组,一组是受政策变化影响的群体,称为处理组,另一组是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群体,称为对比组,将政策或项目实施前后两组群体的同一指标的变化量进行比较,所得差值即DID值反映了该项政策或项目的净影响或真实影响.

倍差法的具体估计方法主要有2x2方格分析法、计量模型估计法.在计量模型估计法中,非观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应用广泛.非观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倍差法主要有固定效应、一阶差分、随机效应等模型.就源自横截面的大量随机抽样而言,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意义.由于采用了2000和2006年的两期面板数据,因此,本文使用2x2方格分析法以及非观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农民参合前后时期健康状况的变化.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对农民的健康设定为好和差两种,是一个二元选择变量,以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及医疗服务有关的变量为解释变量,在控制个体不可观测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可以采用随机效应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农民本科论文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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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Healthit为健康状况变量,取值1和0分别表示健康好和差.T是时期虚拟变量,赋值1为新型合作医疗实施后,为O表示新型合作医疗实施前.D为参合与否的变量,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农民为1,相反为0.T*D表示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的净影响.X；.是一组解释变量,如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以及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其他变量等.v2是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误差和时变误差的复合误差项.α、β1、β2和β3是待估参数,衡量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净影响；是待估计参数矩阵,考察控制变量对农民健康状况的作用.

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本文选择解释变量如下：

(1)农民的个人特征变量：选择农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4个变量.

(2)农民的家庭特征变量：选择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均纯收入2个变量.

(3)地区特征变量：选择县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以农民所在县的调查样本全体的人均纯收入来表示.而且,以风险型新型合作医疗模式的C县作为对照,加人另外三个县的虚拟变量,控制由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不同所造成的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

(4)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其他解释变量：患病史变量,以农民曾经患过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塞、中风、骨折等五种疾病中的至少一种来表示,有患病史的农民健康风险规避意识可能更强,一般比没有患病史的农民的健康状况要差；参加其他保险变量,控制其他保险对农民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感冒治疗费用变量,即农民在就诊机构治疗一次感冒所需的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医疗服务价格,和农民的卫生服务利用可能呈反向关系.农民的家到最近医疗点的距离变量,它反映了医疗可及性,距离越远,农民可能越会减少就诊概率.反映农民生活环境的变量――农民家中是否使用自来水和室内厕所,生活环境越好,农民的健康水平可能越高.相关变量名称和解释见表3.

四、实证结果分析

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影响的2×2方格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水平的净影响为-0.057,显示新型合作医疗实行后,农民的健康状况变差.这说明新型合作医疗的实施中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农民在参加合作医疗以后,不注重自己的健康,从而使自身的健康水平下降.但做出该结论需要谨慎,因为我们没有控制可能影响农民健康的其他因素,农民健康变差很有可能是其他因素而非新型合作医疗的作用结果.因此,需要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检验这种影响的统计显著性.

表5给出了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DID模型的估计结果.两个模型的沃德检验值和似然比统计量都显著通过,模型的整体解释力较强.我们主要关注随机效应Probit模型的结果,兼以考察混合Probit模型的结果.

从模型结果来看,我们最关注的DID值,即时期变量和新型合作医疗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产生的净影响是一种负向影响,这和2×2方格分析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但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DID值没有显著通过统计检验,这说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使农民的健康状况显著变差,新型合作医疗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不存在,农民的健康状况没有因为参加合作医疗而有太大的变化.可能的解释是新型合作医疗基于“保大病”的制度设计下,对农民患小病发生门诊费用的报销比例小,报销额度低,这使得农民以牺牲自己健康来获取费用补偿的行为变得不经济.农民只有在健康变差需要住院服务时才能从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切实的帮助.因此,目前所实行的各种形式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下没有发生显著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同时,DID值为负值也提醒我们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的这种负向影响可能只是一种短期效应,新型合作医疗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发生道德风险的倾向.

从3个县变量的系数来看,在控制了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后,实行福利型或者风险福利型的3个县的变量系数都为负值,而且B县变量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和风险型模式的C县相比,风险福利型的A、D两县农民健康状况变化不大,但福利型模式的B县农民健康水平要差.这提示我们,如果在农户患病概率相同的条件下,“保小病”的模式不如“只保大病”的模式对农民的健康提高作用大.对比B、C两县的实施方案发现,两县除了门诊费用共付率差别较大外,B县还没有住院费用的起付线,虽然两县的住院费用补偿的封顶线相同且共付率相似.因此,在这两种模式下,基于B县农民健康更差的情况判断,B县的个别农户有可能通过以健康换钱的方式骗保,发生道德风险.虽然从4县整体上说,这种道德风险问题不存在,但是如果B县有数量较少的个别农户发生骗保行为,那么也很难在总体的统计上表现出来.因此,B县的新型合作医疗模式需要改进,

从模型结果还可以发现,男性的健康状况显著的比女性好,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健康状况显然越好,而有过患病史的人健康状况显著变差,家庭收入高的农民健康更好.使用自来水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使用室内厕所的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种情况说明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太确定.这和封进、余央央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我们推测可能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的健康需求不断提高,这不仅表现为身体健康,而且还表现为心理健康的需求.生活环境的改变没有满足农民的心理健康需求,从而降低了农民的健康状况.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依据2000年和2006年CHNS江苏农民调查数据,运用倍差法研究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考察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三种模式――风险型、风险福利性和福利型的合理性.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健康状况产生了负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合作医疗没有改变农民的健康状况,但存在道德风险的倾向.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风险型模式相比,风险福利型模式的农民健康状况没有变化,但福利型模式下的农户健康状况显著变差,这增加了道德风险的发生的可能性.另外,研究发现农民健康状况受性别、受教育程度、患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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