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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等很少暴露自己.他总是在幕后进行操纵,将自己的活动隐匿起来.正因此,一个时期以来,有许多人无法清楚地了解他.”
这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用来攻击陈云的一段话,它引出了陈云作为政治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一基本问题.不论认为他是否表现出“真实的面目”,都是离题的.实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在幕后活动的政治家,他是否卓有成效.如果陈云不能强有力地推行自己的思想,如果他的想法不能被领导层采纳,那么他经济思想中许多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就只代表一种“未经实验的道路”,而不可能指导中国经济在组织、政策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简捷地讲,如果不考察陈云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充分地评价他的一生.
处理麻烦问题的能手
担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只是陈云政治角色之一.
历史证明在５０年代初期,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２年,他是一个能解决任何麻烦问题的“超级能手”.
陈云在１９５７年提出的长期的指导路线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他提出的几个修补性的政策倒是立即被采纳了,平衡预算,控制贷款,限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得到了贯彻.在１９５７年夏末秋初“大跃进”开始前,财政状况得到了恢复,而且到１９５７年夏天,经济大体上是平衡的.在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最初“大跃进”“后退”时,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认为钢铁产量的目标必须降下来.陈云被任命为一个负责制定钢产量的委员会的主任,这一委员会包括主要的计划工作领导人和重工业部门的官员.陈云提出钢铁计划产量应大幅度削减,但１９５９年７月至８月的庐山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在那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向“大跃进”挑战,公开声称毛个人对“大跃进”负有责任,但陈云没有这样做,尽管彭德怀的思想与陈云的观点是相似的.毛泽东“驳斥”了彭德怀,他认为“大跃进”还要继续坚持.从１９５９年６月到１９６０年底或１９６１年初,陈云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
怎样写关系本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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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年初陈云复出.从１９６１年春到年底,他领导了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的建立,其目的是解决由“大跃进”带来的问题.
在１９６１年５月,陈云提出了解决中国粮食进口支付问题的措施.粮食进口是为了减轻饥荒带来的影响,但仅仅是粮食进口并不能解决饥荒问题.在５月的另一次会议上,陈云认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促使“大跃进”时迁往城市的２０００万城市居民返回农村.人口的这一迁移会减少为供应城市而从农村征收粮食的数量,这也会使粮食进口能维持更长时间.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陈云主持召开了一个煤炭工作会议.当时,煤是中国惟一的能源,其生产在大幅度地下降.邓力群指出在陈云接替煤炭领导工作前,其他两个高级领导人（即李富春、薄一波）已经试图解决煤炭工业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陈云却稳住了煤炭工业生产的形势.
薛暮桥指出陈云召集了一次有关钢铁产量的会议,虽然没有看到陈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文本,但众所周知钢铁产量的发展目标大大减少,全国各地落后的炼钢炉也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后被关闭. 这样,在１９６１年,陈云就站在了努力恢复经济问题的最前列.他解决问题的活动跨越多个领域,诸如化肥、外贸、粮食分配、煤和钢等方面,简而言之,陈云在１９６１年是主要的,很可能是惟一主要的解决经济方面麻烦问题的能手.
正是由于陈云作为解决问题的能手取得了成功,所以才能使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思想充满生机活力.在１９５９年陈云帮助修改了钢铁的发展目标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夕承认了陈云思想的正确性.毛泽东承认１９５７年有许多人不同意陈云提出的先保证消费品生产再保证基建的思想,毛泽东说这些人错了,而陈云却是正确的.１９５９年６月至７月,毛泽东逐步接受了陈云政治经济思想中的基本内容.
但毛对陈云思想看法上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他心理上的苦恼.很明显,当时彭德怀向毛泽东挑战,毛因而转向了一个具有更大动员性的、乌托邦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时期的复兴就此夭折.
１９６２年初,在陈云执行了如此艰苦的使命以使得崩溃的中国经济恢复之后,他再次重申了他在１９５７年提出的许多思想.他的观点在１９６２年受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更热情的欢迎,起码比１９５７年热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陈云的身体状况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佳.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８年,陈云的思想再一次被束之高阁.
陈云与领导层
在中国,个人关系对于获得事业的成功及其他方面的进展极端重要,因此构成中国领导人影响力的一个辅助性因素就是他与同僚的关系.遗憾的是,有证据表明,陈云与他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同事们的关系既不是牢固可信赖的,又不是广泛的.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２年前后,陈云是中共第五号人物.他的处于中国政治体制顶峰的同事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１９５８年以后）.没有什么资料可用来分析陈云与朱德的关系.而关于他与林彪关系的证据也只是间接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中,陈云与林彪是在一起工作的,但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良好友善的关系并不清楚.况且,他们是在不同的职能部门工作.鉴于１９６０年初出现的经济危机,看来陈云与１９６２年底处于半退休状态的两位领导人之间（指朱德、林彪）不会有什么相互交往.最后,像陈云一样,林彪也经常生病.据说在１９６９年林彪将陈云“流放到中国南方”,但这究竟是由起源于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不好的私人关系所致,还是由“文革”时的激进主义所致,不很清楚.
陈云与毛、刘的关系很复杂.在不少时候,毛与陈云在经济问题上取得过相似的结论.但在其他时候,如１９５７年底、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９６２年９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从３０年代末起,陈与毛就亲密地站在一起,在那时陈云就力图与毛建立良好的关系.毛很可能赞赏陈云顽强工作的意志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他在经济问题上从不责备毛和从不批评毛.陈云与毛泽东１９６２年在路线上的分离并非不能挽回（陈云在７０年代初恢复了地位）,可以相信的是,毛希望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像陈云那样尊敬自己.
有关陈云与刘少奇在５０年代真实的关系情况惊人地少.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刘少奇在５０年代中期很少插手经济事务.有一种观点认为直到１９５９年底以前,刘少奇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但１９５９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刘少奇开始掌管全国的领导工作.在“大跃进”带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刘少奇迅速求助于陈云,让陈云帮助他恢复经济,鼓励陈云在１９６２年２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对经济状况做出令人可信的评估.“大跃进”之后,陈云与刘少奇之间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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