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版物类论文例文,与中国期刊管理动态演变问题的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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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目前的态势而言,中国期刊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地位比较独特,它（们）要监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行,制定与之相关的具体条文,掌握政策方面的逐步放开的节奏和空间,还要针对原有的基点、长期的传统和新的国内外变化,协调与处理行政性保护与市场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10左右的时间为维度,以改革开放和国外期刊业的各种影响为背景,侧重于几个方面,对中国期刊管理的动态演变问题做一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中国期刊；演变；特征

【中图分类号】G231【文献标识码】A

从1978年至2005年,中国期刊的总数从1978年的930种,发展为9000多种,增长了近10倍,超过了我国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数目的总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期刊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折射了人们生活水平以及生活理念的提高、转折和变化.

在市场化的程度方面,中国期刊中除了约有3000种由行政部门直接掌管,且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公费订阅之外,另约有3000种是由教育、文化、科研等部门经办的专业期刊,它们基本上也是由公费维持或扶持.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真正、或部分进入市场的期刊约为3000种左右.

就目前的态势而言,中国期刊管理部门的职能和地位比较特殊,它（们）要监督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行,制定与之相关的具体条文,掌握政策方面逐步放开的节奏和空间,还要针对原有的基点、长期的传统和新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协调与处理行政性保护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本文以近10年左右的时间为维度,以改革开放和国外期刊业的各种影响为背景,侧重于几个方面,对中国期刊管理的动态演变问题做一阐述和分析.

一

中国期刊的管理方式、机构与形态和中国期刊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对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工具,中国期刊越来越能够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经济自由度,在定位上,期刊业“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社会支持系统,而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形态,赋予更加重要社会功能的独立产业体系”.（张伯海,2000）

另一方面,尽管内容和手段已随着时代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内容,但中国期刊整体上仍然属于“管制色彩”比较浓厚的“特殊行业”,管理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仍然非常重要.刊号实行严格控制,期刊的内容、人事、增刊、更名、扩大等事项都必须经过管理部门的审批.

中国期刊的管理方式还是遵循“系统分口管理”与“归口管理”的原则,这一原则清楚地界定了中国期刊的管理机构、或执行单位,即：“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地方各系统对自己及所属单位办的期刊应当认真负责；各期刊还应当接受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管理.”此处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两级组织,地方机构通常称作“新闻出版局”,中央机构原为“新闻出版署”,现为“新闻出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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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作为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包括期刊在内的出版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它们一般使用“条例”、“管理办法”或“暂行规定”、“通知”等名称,在类别上属于“部门规章”,在法律效应方面,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关于出版物类论文例文998;,是出版行政法规的细化、具体化和补充.”

自上世纪90年代中至2005年,以国务院为领导、新闻出版总署为具体职能部门、其它有关部门为联合及配合单位的期刊管理机构在更新观念,顺应体制变化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结构性调整”的任务,对中国期刊进行管理和实施影响.

从大的方面来看,“结构性调整”包括几层含义：

一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各行政系统上下层叠办刊,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厅局交叉重复办刊等.90年代中期,开始了三年左右的期刊业治散治乱的工作,至1998年底,全国共压缩正式期刊四百余种,占全国期刊总数的5.4%；原有内部期刊一万多种,压缩量占90%以上.三年左右的治散治乱取得的是“阶段性的后果”,――此类评价充分体现出治散治乱的长期性.2003年7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实施细则》,进一步重申：报刊治理的主要范围是：各级党的机关和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等主管主办的报刊,省级和省级以下行业组织主管主办的报刊,以及利用职权摊派发行报刊的各种行为.这个规定及后来的实施过程说明,在结构性调整中,机关刊物和行业刊物的改革与转轨仍然是中国期刊新世纪的一个重点.

二是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

“自1998年以来,期刊纷纷‘变脸’,但大多挤向面向市场的大众期刊以求快速增长,造成新的结构性重复,有关部门本出于结构性调整的主观愿望与良好动机,但由于刊社对市场变化与趋势把握不够及时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盲目办刊盲目改刊,这是‘新’问题.”(李频,2003:63)

这一层含义涉及新型的、或过渡型的结构调整.在现有的情况下,管理机构经常采用许可证制度,来对此进行限制.在一般情况下,创办新的期刊必须有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刊号制度作为必要的管理手段,显然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放开.1999年10月12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期刊刊期变更审批管理的通知》,针对当时有少数期刊出版单位违反管理规定,通过增加刊期的方式出版多种期刊版本的情况,指出这实际上属于以一个刊号变相出版另外的期刊,是“乱增刊期,一号多刊”.根据这一通知,总署对“一号多刊”的违规出版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管理.

三是趋向建设性的结构调整.

这样的建设一方面是规模发展,即走期刊集团化的道路：2002年1月,经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首家、也是目前惟一的一家期刊集团――由《家庭》杂志组建的家庭期刊集团正式在广州成立,标志着继报业步入集团化发展之后,中国期刊业也走向规模竞争.

另一方面则是用组织的力量、政策的力量、专业的力量以及集团本身的力量培育中国的名刊大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01年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中国期刊方阵,即在当时的8000多种期刊中选择10%-20%来形成方阵的最初基础；再从中选择出约百种期刊来做得更强,最终选择几个在相应领域排名可望进入世界前50名的期刊,积极推动其做大做强.”（齐爱军,2005：184）

在许多场合下,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都牵涉到开放程度的“快”与“慢”,同时也牵涉到管理方面的双重矛盾.正是在这一点上,“管理滞后”的批评时常出现,而这样的批评背后隐藏的担忧是：管理层原有的计划经济的观念、意识和做法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需要.“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在传媒管理方面对于‘自由的泛滥’和‘无知的自由’比较警惕,但对于‘自由的繁荣’和‘管制的约束’往往较为忽略”(秦朔,2003：265),这样的看法表明,业界人士总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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