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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马的“信访扩权”实践来看,恰恰是通过对行政资源的合理利用,让群众表达利益的渠道得以完善,各种不可预期的社会矛盾被快速化解.义马市是河南省西部的一个普通城市,全市辖两镇和五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6.1万人.2005年,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城市里发生了一场“信访扩权”的变革.这一变革虽说较为平常,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被定为“义马模式”的信访体制成为媒体、学者议论的焦点.这场信访变革之所以引起各界关注,源于“信访强弱”的传统争论.反对者以法治现代化为基点,认为依靠行政手段处理信访问题,偏离了法治的建设方向,远离了现代国家建设既定的轨道.赞成者看到的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及信访模式带来的效果,改革让信访数量下降,获得群众的高度认同,政府的合法性也随之增强.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及强烈要求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回顾义马“信访扩权”的事件与过程,理解转型期信访问题的困局及出路.为什么要改革信访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这项政治制度必须符合不同时期面临的中心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各类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尤其在2004年以来,信访总量也随之增加,信访内容呈现多样化,信访诉求形式日益尖锐,社会稳定成为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信访面临的压力迅速增大.义马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义马是新兴煤炭工业城市,随着急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拆迁、土地等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信访形势一度很严峻,2001年全市信访总量239件,2004年462件,全市信访总量年均递增26％,赴省进京访、集体上访由偶发向普遍蔓延.信访量的增加,使义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90％的精力用于接访.全省大会上,义马也多次被点名批评.2004年,三名乡镇干部被降职,义马信访局长被免职,信访问题成为义马市必须加快解决的中心工作.一旦各类信访问题的解决不能在短期内取得效果,将会降低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危及到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对信访体制进行改革.按信访条例,信访局对群众诉求能做的是上传下达,不能直接查办.而且经济纠纷、涉法涉诉问题,都不能受理.“但群众不管这些,只要你不解决,他就认为政府工作不到位,就上访.”副市长程湘渠说,义马市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对信访体制进行改革.义马决定用“群众工作”思路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矛盾,减少上访量.2005年1月,义马市决定撤销信访局,成立群众工作局（后来的群工部）.程湘渠任第一任局长.群众工作局被赋予四项权力：直接交办督办权、重大决策评估权、社会建设指导权、考核奖惩建议权.该局保留原信访局职能,同时整合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民政、司法、国土、公安、城建等部门部分职能.这些单位每天派领导干部值班,现场答复群众诉求.如果群众诉求不属这些部门解决范围,群众工作局可以直接交由相关部门办理.信访局扩权之后撤销处理信访问题的信访局,义马转而成立群众工作局,办事处设群众工作站,社区（居委会）设群众工作室,由副市长兼任群工部长.群众工作局在保留原信访局职能的基础上,整合民政、人劳社保、司法、科技、公安、国土资源、城建等部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职能和人员,到群众工作局集中办公,现场答复群众诉求.由此,义马形成了以群众工作部为龙头、群众工作站为纽带、群众工作室为基础、群众工作信息员为前哨的四级群众工作网络.义马的群众工作局被赋予超于一般信访机构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扩大也让其处理问题的能力明显提升,能够及时解决群众的诉求,并因此获得群众的高度认可.义马向阳小区用水问题的解决是最好例证.向阳小区自1995年建成后,有207户居民由于没安装自来水,一直自备井抽水,四楼以上,只能买水.居民为安装自来水,多次向自来水公司交涉无果,便去义马群工部反映问题.群工部与自来水公司联系,发现费用较高,居民不愿意出钱,自来水公司也无法自支.为保障居民有水吃,由市长直接督办此事,最终由财政拨款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问题.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主要是在于信访扩权后,群众工作局不再是问题的“中转站”,仅仅按照程序被动处理问题,而变为处置问题的职能机构,让问题第一时间“上传”,快速进入行政执行阶段,化解了繁琐程序带来的拖延与推诿问题.随着改革推进,群工部的权力不断强化.2009年8月,程湘渠出任义马市副市长,分管公安、司法,仍兼任群工部长、信访局长.2009年11月,群工部“地位”再次提升,义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尚志军兼任部长.程湘渠改兼任常务副部长.程湘渠说：“领导级别越高,部门的协调能力越强,这是中国特色下的现实.”据介绍,作为群众工作的另一保障机制,义马市委群工部对干部考核奖惩还具有建议权.近两年因“群众工作不力”,义马先后通报批评了12个单位,诫勉谈话7人,党纪处分4人.也有一些部门认为这么做有好处.11月11日,义马公安局拘留所教导员李建民代表公安局在群工部值班,他从2005年起负责公安局控申科工作,去年11月起在群工部工作.对比两个地方的工作,李建民说,过去很多群众对公安有意见,动辄去公安部、省公安厅上访,现在大多是义马市直接交办,“那压力就小多了”.程湘渠认为,群众工作不仅是被动化解矛盾,还要主动拓宽工作领域.义马在所有街道办事处及市直单位设立了群众工作站,在各社区设立群众工作室,聘请群众工作信息员,收集民意.首设巡回法庭“信访扩权”是否会脱离法治的治理轨道,步入“权大于法”的怪圈,并致使行政权力的负面影响不断释放呢?从实际运作来看,义马并没有否定法律的治理功能,反而积极推动法律在问题解决中的使用.为解决难题和涉法问题,义马市2008年设立了巡回法庭,它是义马法院在群工部设立的派驻机构,办案程序与其他法庭一致.巡回法庭主要是回应群众“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巡回法庭不收诉讼费,且司法局每天派律师值班,免费诉状.巡回法庭延续了中国法律中的调解功能,极大降低了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成本,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2009年的一起案例最能体现巡回法庭的这一功能.义马邻县渑池县柳荣枝的丈夫崔守才在送工人回家途中发生车祸后死亡,崔家认为属工伤,公司则认为是个人行为,不同意赔偿.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柳荣枝到义马群工部上访,群工部巡回法庭遵循“多调少判”原则,通过调解让柳荣枝获得6万元补偿.巡回法庭的功能不仅在于对涉法难题的破解,更重要的是能够降低法治的使用成本,在法、理、情之间寻找基本平衡,尽力维护群众的利益.按信访条例,涉法涉诉案件信访局不能受理.义马群工部副部长张雪亭指出,“巡回法庭本身是给上访群众提供便利的,受理后,还是要按法律程序走.”义马“信访扩权”变革依托行政力量,又不完全抛开法律,在法治的范围内巧妙利用了行政的力量.义马模式的精髓义马信访体制改革后,信访量逐年减少,非正常进京访和集体进京访、集体省上访,2007年后一直为零.在义马市内的集体诉求,也从2004年的165批次,逐年减少到2009年的81批次.义马的做法,被国内其他地方仿效.2006年8月,河南省在义马召开学习推广义马经验现场会.2007年开始,河南全省推广这种做法.全国也有27个省（市、自治区）、213个地市、792个县市,先后到义马考察交流.今年5月,国务委员马凯到义马考察,肯定了这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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