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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精英出国到全民留学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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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80年代中期,出国热情依然不够强.“那时我们完全处于蒙昧状态,出国为了什么?我依然没想清楚,不知道出国能够带来什么.这时有一个朋友――现在也是杰出的学者――跟我说,出去吧,出去可以解决‘八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八种家用电器)的问题.作为北大的一个学者,他当时对出国还有着一种道德上的不安,而从家庭责任方面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留学重组了我的精神”
徐小平说,他出国之前去换钱,那时国家只能允许一个人换100美元.在换钱的地方,他看到一个美国人,手里拿着1万元人民币的外汇券――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当时就在想,我要是回北大,每个月最多只能挣到100元,要挣这么多钱,需要150个月,也就是12年!这让我对自己本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一直说我们优越,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优越.”
徐小平带着迷茫和痛苦出国,甚至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10多个小时以后他到了美国,他的一个朋友带他走进一个超市.“超市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水果和奶酪.奶酪有几十桶上百桶,各种乳制品琳琅满目；而来自于全世界的水果这里都有.1987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抢购潮,我出国前在上海第一百货,只买到一个20元的收音机.坦白地说,当时我并没有崩溃,我在想,我们美好的制度是一个货架,这个货架上还需要放上东西.”
而走进书店,徐小平看到了各种国内禁止的杂志和书籍.“但我并没有从中看到什么不好：伟大的思想看来可以跟卑微的人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对徐小平触动最大的还是另一幕场景.
1987年10月,美国经历了黑色星期一,股票市场暴跌,国内对此纷纷做了报道.“我在年底最后一天的半夜到了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圣诞节的灯景还没散去,每家每户的门前,景色就跟童话世界一模一样.我没有在这里看到悲伤和崩溃,相反,我从小到大梦想中的童话世界就在眼前.这一切与中国只隔了10多个小时的飞机旅程,在这一差距面前,一个30多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进行了重新组合,就如同山呼海啸一样地剧烈,也奠定了我一生追求的精神基础.”
徐小平说,他学的专业是音乐,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在于本专业,而是对西方社会大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包括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有了深刻的了解.
俞敏洪：中学毕业就出国是趋势
俞敏洪因为创立新东方而名满天下,但却是一个从来没留过学的“留学教父”.
“不夸张地说,没有新东方的话,今天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不会这么多.”俞敏洪说,新东方的出现和发展刚好迎合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潮流,实际上也带动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潮流.
在俞敏洪刚刚开始办托福和GRE班的时候,北京已经有三四家这类学校,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前进学校比新东方要有名得多,当时的学生都是从北往南去上海学托福.“新东方与众不同的是,这里面并非只有教英语的老师,而是汇集了一群乐意去感知社会变化、以及推动社会变化的人――这是北大出来的这些人的‘通病’.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到推动留学潮流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这也是我自己后来一直把新东方做下去而没有出去留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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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在倡导一种通过留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概念,但同时也倡导,假如你留不了学,也可以改变自己命运,两种概念并行.
新东方在辅导、培训英语考试的同时,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告诉学生怎么样出去留学的普及工作.中国很多学生都希望自己出去留学,但不知道该怎么出去,包括一些基本申请步骤、各个国家对待留学生的区别、各个大学颁发奖学金的流程和决策有何不同、读研究生和读博士生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等等.新东方的普及工作使得大量学生自己就完成了出国留学的整个过程.“新东方是除了北大图书馆和北京语言大学之外,在当时还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第一家引进美国大学招生简章及其目录的民间机构.”
新东方还提倡了一种理念,就是学生应该从中学毕业就去美国读大学.
“现在,从高中去美国读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这跟新东方的鼓吹有一定关系.我们认为,未来――或许是15年以后,最有竞争力的不再是那些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再去美国读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生,而是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都在美国读的那些学生.我相信15年后这种状况一定会显示出来,这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现在,新东方从少儿英语一直到出国留学考试培训都在做.
从学生的构成来看,新东方“学员”原先是本科生和硕士生最多,后来逐渐变成以本科生为主,现在则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各占一半.俞敏洪说,从以留学为目标的角度分,中学生已经占到了大约1/3的比例.
新东方：从鼓励出国到号召回国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小平、王强等人回国之后,新东方开始明确地同时推动出国留学和回国创业两种潮流,提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这样的计划.“1997年以后,我们开始去美国各个大学演讲,从哈佛、耶鲁到普林斯顿,鼓动中国留学生回国创业.”
俞敏洪说,他看到了一种好现象：1997年他们去美国一些大学演讲,问学生毕业后愿意不愿意回国工作,当时最多只有1/3的人举手.“现在呢,我最近去哈佛商学院演讲,结果发现,愿意回国工作的学生几乎达到了100%,只是还不知道回来后该去怎么样的单位,该怎么样去创业,或者从什么样的工作开始入手.”
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的创业环境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与中国留学生的出国和归国互为因果.坦率地说,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学生出国留学,现在的改革和开放速度也许会受影响.因为留学生带来了很多新理念新思想,同时很多留学归国学生参与了这个过程――很多‘专家官’都是留学生,而且以后这样的人肯定还会越来越多.”俞敏洪说.
更需要的是“精神留学”
“20多年前的留学,更多的是公派留学,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的、无奈的精英留学；而今天的留学,变成了全民留学、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的自主留学.”徐小平如此概括改革后中国留学环境的变迁.
从整体上看,早期出去的人大多是为了学科学、工程,稍晚才有了一些学管理的、学经济的,而拒绝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到1995年徐小平回国的时候,还几乎没有出去学法律的.徐小平认为这是一种留学的先天不足,也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缺失――最初的留学政策导致了留学生专业的不平衡.
徐小平记得直到1986年前后有关单位还在强调,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政策的倾斜和引导,左右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选择.
“这一后果已经在今日之中国显现出来：我们对外宣传、对外谈判的人才很少,懂得西方教育的人也不那么够.我因此鼓励中国留学生朝法律、新闻、人文学科方面去努力.”
留学生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精英出国到全民留学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