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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9日,年度科学突破奖得主多娜(左)和卡朋特尔在颁奖典礼上
生物学的技术瓶颈

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太慢了!

这个领域的第一项重大突破发生在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就是在这一年被发现的,从此人类掌握了生命密码,学会了如何阅读“生命之书”.20年后,也就是1973年,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将一段外源基因导入大肠杆菌,学会了如何书写“生命之书”.自那之后的40年里,人类学会了如何修改高等动植物的“生命之书”,如何快速测定人类基因组序列,如何借助基因组技术预测遗传病的发生,如何利用基因序列分析技术来描绘古生物的进化史等这些成果看似精彩纷呈,但却鲜有真正惊世骇俗的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些新的发现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绝大多数慢性疾病依然无法根治,农业依然耗时耗工并且污染环境,物种灭绝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了.

对比一下几乎在同一时间取得开创性突破的计算机领域,差异尤其醒目.

问题出在哪里呢?答案是:缺乏工具.生命现象极为复杂,本来就很难研究,作为生命蓝图的DNA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分子,它极细,直径只有0.2纳米,又极长,一个人体细胞内的DNA完全展开后超过2米,它还十分脆弱,无论是物理方法还是化学方法都很难对其进行精确的操作,只能借助仿生学的手段,利用生物界已有的工具,才能完成这个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1953年,詹姆斯沃森(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多聚酶链式反应(PCR).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你费尽千辛万苦拿到了犯罪嫌疑人留下的几个DNA分子,但因为数量太少,很难进行定性研究,必须将其扩增若干亿倍才行,你会怎么办呢?过去的办法是先用高温打开DNA双链,然后加入一小段引物,让它和其中的一条链相结合,最后加入DNA聚合酶,这个酶在引物的带领下复制出一条和原始DNA完全相同的新DNA分子,这就是PCR.这是个指数增长的过程,只要将同一过程循环几十次,就可以得到足够多的DNA分子了.问题在于第一步反应需要在极高的温度下进行,普通DNA聚合酶在这样的高温下会失活,所以每一轮循环开始前都必须重新添加新的酶,导致这个听上去很简单的PCR反应无论是材料成本还是时间成本都极为高昂,而且很容易出错,得出的结果也很不可靠,很难用于法医鉴定.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很多科学家动了不少脑筋,试图改进现有的酶系统,使之能耐高温,但都无功而返.1983年,一位名叫加里穆里斯(KaryMullis)的美国科学家灵机一动,为何不去大自然中寻找答案呢?于是他去了美国的黄石公园,从温泉中生活的细菌体内提取出一种耐热的DNA聚合酶,高温下不会失活,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换新酶了.改进后的DNA聚合酶(Taq)不仅耐高温,而且准确性也大大提高.如今做一次PCR只需3~4个小时,成本也降到了10块钱以下,一名实验员一天可以做好几百次,误差率也大大降低,完全可以用于法医鉴定了.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PCR技术几乎决定了生物学研究的走向.如果没有这项技术的话,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亲子鉴定、DNA法医、遗传病预测、转基因育种、遗传考古、流行病监测和基因治疗等等新技术都不太可能实现,生物学领域至少倒退20年.

PCR技术的发展史说明,生物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技术瓶颈期.关于生命的理论已经积累得差不多了,所缺的就是技术.因为技术手段的不足,很多理论无法应用于实践,普通老百姓很难享受到生命科学带来的好处.

就拿基因工程来说,谁都知道基因对于生命体来说非常重要,谁都明白基因工程技术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因为缺乏有效的工具,科学家们很难在一条DNA长链上准确地找到目标靶点,这就相当于为这项技术套上了沉重的锁链,严重阻碍了基因工程的商业化进程.

美国坦普尔大学病毒学家卡梅尔卡里里(左)和同事们一起做HIV病毒清除实验

举个实例:最早的植物转基因育种是用“基因枪”导入外源基因的.顾名思义,这就是一种依靠物理方法把外源基因“打”入植物细胞的装置,这套装置的效率本身就很低,再加上被导入的DNA片段只能随机地整合到植物细胞的基因组当中,整合到哪个位置全凭运气,只有当整合的位置恰到好处,既不破坏原有的基因,又可以被植物细胞识别并发挥正常功能时,才能算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植物的转基因实验难度是如此之高的原因,每转一个基因都需要重复成千上万次,然后再从中筛选出科学家所需要的品种,工作量超大.

DNA的定位问题困扰了科学家很多年,严重阻碍了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现的锌指核酸酶(ZincFingerNuclease)和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TALEN)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两种酶系统的原理很类似,都是利用蛋白质和核酸(DNA)之间的特异性结合来解决基因组的定位难题.但是蛋白质和核酸毕竟属于两类物质,两者之间的结合力相对较弱,而且结合方式很难预测,科学家们必须针对每一个DNA序列重新设计一个全新的酶,这就大大提高了实验的难度.举个更通俗的例子.假设一名编辑要对一本牛津大辞典那么厚的书做个修改,在“星期二上午去了趟单位”这10个字后面加上一句话.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页一页地翻,凭借目力把这10个按照特定顺序连在一起的铅字给找出来.显然,这个方法一来很慢,二来目力毕竟不可靠,很容易出错,你有可能会被“星期三上午去了趟单位”或者“星期二下午去了趟单位”给骗了,不小心改错了地方.

当然了,这个方法虽然笨,但只要花得起时间还是能解决问题的.过去那种“基因枪”法就好比是随便选个地方补上那句话,然后期待你随机选中的那个位置正好是在“星期二上午去了趟单位”这10个字的后面,成功的概率可想而知.

显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检索方式.PCR的例子告诉我们,新的方式只能从现有的生物中去寻找.从获得性免疫到新检索系统

故事要从1987年讲起,日本科学家在那一年发现大肠杆菌基因组中存在一个特殊结构,一段段重复序列之间连着一小段间隔DNA,后人称之为“成簇的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RegularlyInterspersedShortPalindromicRepeats,以下简称CRISPR).这个CRISPR很像是一根烤串,重复序列就是中间的那根竹签,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间隔DNA就好像是插在竹签上的小肉块,羊肉、牛肉、板筋等每一块都各不相同.

后来的研究发现,大约有40%的细菌当中含有类似的CRISPR结构,古细菌当中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0%以上.但是科学家们一直不知道这个CRISPR到底是干吗用的,直到2005年才有人发现那些间隔DNA顺序大都来自细菌病毒(比如噬菌体),这才意识到CRISPR很有可能是为了对付病毒感染而进化出来的防御机制,类似于一种原始的免疫系统.

后续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说.原来,细菌和其他高等生物一样,也需要防范来自病毒的侵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古细菌进化出了一套防御机制,每次有病毒入侵,细菌就将来犯之敌的DNA切成碎片,选取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小片段作为标记物,整合到自己的基因组当中.随着入侵病毒的种类越来越多,这些标记物越积越多,这段DNA序列也越抻越长,就好像在一根竹签上不断添加小肉块一样,最终的结果就是CRISPR序列.

这个CRISPR序列很像是一本花名册,记录了所有来犯之敌的姓名和属性.这就好比说,假如来犯之敌是牛,就切一块牛肉下来作为标记,以此类推.如果这个敌人此后还敢再犯,细菌便可以迅速地从这个花名册中找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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