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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类有关论文范例,与经典的颠覆和叙述方式的更新:中国目录学史新相关论文目录怎么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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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臣以及对整个宋代目录学恐怕又会别有一番见解.可见,任何书目经典在描述目录学史时的功能意义都是有限度的,我们以《汉志》等经典书目为主线而构建的目录学史叙述传统不仅是有懈可击的,甚至是坐井观天的结果.

例如,关于刘向之前的目录体制,学界以往只能采取“以文献证文献”的方式描述它们的基本样式.然而,自1901年以来大批简帛文献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刘向之前我国已有作为二次文献的一书目录(即只有“目”而没有“录”的、作为二次文献的contents),有置于书首的前置目录,后人所谓“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之说并不绝对,汉代有法律专科目录等等许多先儒未得而闻的结论.由此可见,文本可获得性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又如1925年梁启超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对自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以来至清代为止近一千四百多年来的各种重要佛经目录有过较系统的整理.受惠于此,梁氏弟子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专辟《宗教目录篇》,内容几乎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构成了姚著的一大特色.姚氏曰:“自尔以还,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虚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5].姚先生的感慨实是就《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在佛经资料整理上的价值而言的.而在梁氏之前,尽管佛经目录的造诣“有胜于正统派者”,然“特以其书深隐丛林,故不甚为流俗所重”,对世俗书目影响不大[5].梁启超《佛家经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在总结了佛经目录“其所用方法有优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后亦断言:“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挥必更有进.”显然,过分仰仗“经典们”所建构的目录学体系难免存在盲区.而对书目资料的整理和重新发现,其意义也不只是为目录学史增添一些文本,它还能弥补因围绕经典的单一叙述而带来的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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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应不断填补目录学史料的空白

书目名著经典化导致的独尊偏崇,往往导致对另外一大批书目文本的忽视、冷落和误解.对这些边缘化的“落难”文本的整理,有助于人们在更为真切的水平上把握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般特色.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内容主要考据经史百家,对小说戏曲的评述尤为人所重.在文献学领域,人们多聚焦于其辨伪学成就,其《四部正讹》被推为古籍辨伪学的重要著述.而在目录学史上,胡氏的思想是被一带而过的.但通过对胡氏目录学思想的深度挖掘可以改变这一简单化的认识.胡著《少室山房笔丛》中的《经籍会通》以历代书目为纲,分源流、类例、遗轶、见闻四篇,对目录诸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视为我国首部目录学史文献.其卷三《遗轶篇》重点考证诸家目录所著录的文献,卷四《见闻篇》论述了古典文献的流布.另外,《九流绪论》也有讨论各家书目流派和书目著录的内容.总之,胡氏有较强的目录学学科史意识,清人钱大昕《潜研堂答问》卷十论古今书目分类体系的沿革演变大势,即多本胡氏之说.又如其卷二《类例篇》,既从源流上论述四部的兴起和分化,又论述目录类例(主要是分类)的形成、发展、作用与特点,从类例的角度较为自觉地整理了古代的书目分类史,可视为1937年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的先导.如果将他的《经籍会通》和其他一些相关著述定位在“经典”的层次上,我们对胡氏乃至整个目录学史的认识必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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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罗振玉《玉简斋丛书》二集收有明人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录》一卷,“该目不设类例,仅依藏书位置记录,先标方位,再标以柜,再标以层,间或也标有类目,如‘二柜官书’、‘三柜一层药书’”[6].这样的材料在传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取向的目录学史著作中是很难读见的.该书目以揭示庋藏地点为要务,反映了书目的致用性,在明代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再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的分类和提要虽仿《四库总目》,但“对于《四库提要》代表乾隆宣传封建思想的部分删去了不少”[7].因为没有凸显儒家学理,该书目的地位较为低下.事实上,《郑堂读书记》首开为普通藏书(而不仅仅限于为善本书)撰写提要的先河,具有很高的学术考辨价值.总之,史料的深度挖掘对于目录学史的学科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叙述方式的更新

对经典的修正,有助于从材料的层面上革新目录学史的坐标体系,但这主要是从目录学史的外部而言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叙述方式的变化.

2.1对经典的重新诠释

经典书目的功能意义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以经典书目为主线的目录学史叙述方式.因为,不管我们如何标新立异,只要我们仍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汉志》这样的经典总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它们永远是难以移易的重点.对这样一些公认经典的重新诠释也将有助于增加目录学史的内涵.事实上,很多书目之成为经典,往往就是得益于学者对它们的不断求证和重新诠释,使它们有可能成为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基础.众所周知,章学诚《校雠通义》就是在分析《汉志》目录学特点的基础上产生的.余嘉锡先生说:“章氏著《校雠通义》,等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稽而为之说”[8].王重民先生说:“《校雠通义》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讨论《汉书•,艺文志》的,所以,一般的书名、人名,也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出于《汉书•,艺文志》”[9].换言之,章氏所有目录学理论的证成,几乎都是在对《汉志》的条分缕析中实现的.这表明,对经典诠释得越透彻,它释放出来的学术空间就会越大.这就需要我们打开多元化的思路,对经典书目做出重新诠释.

可喜的是,学术界对目录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单一的意识形态霸权话语已经受到了文化学、书目情报服务、机读化等多种研究方法的挑战.如朱天俊先生整理、1984年出版的王重民先生遗著《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论丛》中的一组论文,以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书目为分析对象,史论结合,把目录学的发展放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尤其对历代重要官私目录的编制、相互关系、文献价值、历史作用等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揭示,目录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对我们深入了解和正确使用目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这种新的理论思维指引下,一些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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