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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关系类论文范文文献,与女权主义、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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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首先在国际民间社会这个由女性较为擅长的国际公共领域得以部分实现,而这正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之一.二、建构主义研究对于女权主义的两方面启示
上文肯定了女权主义在解构政治现实主义及其主导的国际政治学科过程中,对于社会建构主义（当然也包括了语言建构主义）之发端的积极作用,现在需要反观建构主义发展对于女权主义的启示.从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启示至少是两方面的.
1．建构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元理论联系
由于建构主义有主流建构主义与激进建构主义之分,而女权主义在广义的分类可以算作激进建构主义的内容,这方面,西方学者如温特早有论述.[7]从近些年的发展情况看,多数女权主义者还是从原来的批判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读国际政治的,这也许是因为国际政治中的性别差异所建构而成的压迫秩序是如此的牢固,理论批判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也许是因为女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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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体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如出一辙,承认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质.在埃尔丝塔等女权主义者看来,男人与女人、内与外、公有领域与私有领域、战争与和平都是互为建构的关系,从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出发,可以颠覆现有的知识体系.以和平与战争的关系为例,“问题是这样的：和平是一个从本体论上讲颇为可疑的概念.和平如果没有潜伏在阴影中的暴力对应物（战争）也就不可能存在等战争是不和谐的产物,和平则是和谐的产物.如果我们将和平视为本体论框架的一个支撑点,这一对立统一的复合体可以被几乎无限制地扩展开来.”[8]显然,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并不存在实质的本体论立场差异.从认识论上讲,女权主义与主流建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就不像在本体论上那么一致了.多数女权主义坚持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本质,却不认为这种本质能够外化为国际关系的客观实在,否定世界政治中存在统一的客观规律性,坚持了一种较为彻底的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主流建构主义者则在认识论上实现了与主流社会科学的妥协.女权主义的这种反实证主义认识论直接影响了它的方法论态度,它反对运用“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倾向于采取批判的、建构的、人类学的、后现代哲学的,特别是伦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尽管以桑德拉惠特沃斯、凯瑟琳穆恩、克里斯蒂娜陈以及雅基特鲁等人为代表的国外“第二代”女权主义者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在对国际计划生育等国际组织的作用、美驻韩军事基地妓女问题、马来西亚外国女佣问题、苏东剧变后捷克妇女地位变迁等研究中,进行了有益的个案分析,[9]但只是小量的初步的尝试,对于是否称得上实证主义的转向尚待观察.总之,女权主义在元理论方面坚持了较彻底的社会本体论及其相关的反实证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基本上没有向主流社会科学做出让步,这一点,主流建构主义似乎相去甚远.
2．建构主义发展道路对于女权主义的可能的有益启示
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居于重要的学术地位,在中国甚至被认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建构主义实现了结构主义化、国家主义化、科学主义化以及中国化.这四个方面似乎都可以为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有益的启示.建构主义实现结构主义化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文化定义为结构,文化结构影响身份认同与国家行动,文化成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实现了建构主义与国际体系理论的对接,也使得建构主义不仅仅是研究国际认同的学问,更是研究文化体系化了的国际论调或者非物质性国际体系的学问.由于新现实主义甚至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以接受结构主义起家的,因此,建构主义结构主义化是它融入主流科学的重要方面.女权主义是否可以研究国际结构（包括国际性别结构及其变化,国际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对于女权的影响是值得讨论的.建构主义接受了国家中心主义的假定,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还是国家,研究国家对外行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点,定义国家利益仍然有着关键的理论意义,离开国家谈世界是不现实的.
既然曾经有“妇女无祖国”的国际主义,为何就不会有“妇女回归祖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是否对于女权主义有所启示呢?[10]奥德勒等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呼吁进行科学化的建构主义研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女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阵营中已有少部分学者正在尝试实证的研究,但是,仅仅简单的、以叙事为主的个案研究是不够的.构主义比较成功地渡过了中国化的初级阶段.这固然与建构主义本身较为宽广的研究视域、中国社会本身的文化道德主义基础有关,也与中国建构主义研究者较早地意识到其中国化的任务有关.从2001年中国研究建构主义的第一部专著出版起,中国学者们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地提出它的中国化任务,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研究国外的建构主义时,一开始就在译介与本土化两个方向同时推进,因而能够迅速地向理论创新、政策研究方面转化,形成了国内学界的建构主义热潮.
3．建构主义中国化的不足应引起女权主义警惕
建构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取得一席之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学界的努力之外,根本的原因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问题增多、出现了原有理论范式不能合理解释的重大政治现象,同时大国成长中的理想主义冲动有了国际合法性研究的需求,从国际关系民主化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建构主义研究提供了实践背景.然而,学术研究需要保持清醒的反思精神,在一阵热浪之后,也许是到了理性反思建构主义的时候了.
建构主义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一个就是自我封闭,建构主义本来像女权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学问,是批判理论、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等诸种理论合成的结果,到了主流建构主义那里,特别是到了中国之后,逐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不能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将自身融入到更为宏大的理论中去.虽然不少学者为之做出了很大努力,希望将它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互借鉴与融合,不断超越自己,但是收效不大.另一个是知识重复.建构主义的基本知识体系发展到温特那里应该说基本系统化了,国内对建构主义的梳理也基本完成了.然而,不少有关建构主义的阐述文章仍然在重复过去,甚至造成了概念的混乱.第三,概念洋化.建构主义是舶来品,受到西学形而上学的影响,比较富有哲理,在国内一段时间内沿用原有的知识体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仍然不能将之与本土语言进行结合,恐怕其影响力不能持久,即使持久也不能深入到纯理论之外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比如,“建构主义”这个用语本身就需要进一步中国化.主流建构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如果对这些问题有所注意,不去与已经中国化了的学说或理论进一步结合,不去研究一些深入中国外交中的战略性问题,就有可能面临被庸俗化或被历史淡化的危险.
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目前条件可能不及主流建构主义,但是它无疑有着光明的前途.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以及国际公共领域在民间外交方面的拓展,都为中国女权主义提供了实践的机遇,但是,女权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在中国土壤能够扎多深的根?它是否愿意不断超越自我?它在概念体系上如何重建?它与中国伟大外交实践如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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