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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类有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我国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综述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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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基因生物产业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确定的环境风险.目前学界围绕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法律问题,在监管理论基础、国外监管法制实践和国内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还停留在政策解读和经验总结层面.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问题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研究、法律制度供给和制度运行环境各系统间的沟通和互动来加以深化和落实.

关键词：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综述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

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其涉及的经济、政治、法律、环境、健康和伦理道德等问题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本文主要从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的基本理论、国外监管模式、国内监管法制现状以及我国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对策四个方面对学术界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希冀为构建我国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关于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的基本理论研究

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是一个新兴的技术,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对转基因生物技术作系统研究的甚少,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不同的领域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生物学家主要分析转基因生物技术在各领域的具体运用情况；经济学家侧重分析转基因生物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社会学家则重点分析转基因生物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法学家则集中讨论如何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运用提供法律制度支撑,保障生物技术的理性发展.因此,将法学理论与生物学理论相结合,重点从法律角度探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运用,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使转基因生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人类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类活动是威胁生物安全的首要因素,人类是生物多样性的主宰,也是生物安全的主宰,人类的选择决定了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人类自身的未来.[1]安全问题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它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即“把安全视为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的第一需要”.[2]

在各国立法以及国际性生物安全法律文件中,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生物安全概念.生物安全国内法的研究在我国尚未起步.学者们基于对生物安全概念的不同理解,相应地在对生物安全法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广义的生物安全论者认为,“生物安全是指让一切生物处于不受损害的状态”.[3]结合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一般认为生物安全主要包括转基因技术安全、外来物种入侵、濒危物种保护等等；狭义的生物安全论者认为,“生物安全仅仅指的是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问题”.[4]通过对生物安全国际法与国外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生物安全中的生物是有所指的,一般情况下它仅指两种生物.一种是微生物,另一种是生物技术,生物安全的研究范围一般限定在生物技术与微生物领域.”[5]其次,生物安全的“安全”并非是指生物处于安全的也就是不受损害的状态.这里的安全是指防止生物危害,也就是让自然环境、人类健康或是其他生物免受生物危险物质的损害,而不是保护该生物危险物质的安全.[6]有学者认为,生物安全是指对自然生物和人工生物及其产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的防范和现实危害的控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重大传染病、生物恐怖、转基因生物和有害外来物种人侵.[7]转基因生物体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指由于转基因生物体的生产、处置、使用的不当,而对人类健康或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8]转基因生物体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基因生物体对人类健康的安全性问题,二是转基因生物体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安全性问题,由于转基因生物体是经过生物技术产生的新物种,转基因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可能破坏经过自然演化形成的原有物种,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9]基于转基因生物所引起风险的广泛性、潜在性、不确定性、不可逆转性的特点,如何正确评估,安全使用转基因生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和健康的中心议题.[10]

转基因生物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①基因漂移.导入到转基因农作物中的基因可能由于植物花粉飞扬转移到杂草和其它作物中可能产生“超级杂草”,基因漂移将使正常、非目标植物发生基因改变,这个过程很难人为控制,其后果也很难预测.[11]②对非目标生物产生危害.1999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转苏云金杆菌晶体蛋白基因的玉米花粉被蝴蝶幼虫采食后,会导致幼虫死亡,而这种幼虫并不是玉米的害虫.[12]③产生有害生物.转基因动植物可能形成“怪物”或优势生物,基因改造的生物体释放到环境,可能通过竞争消除群落中原有的野生种,并通过食物链间接影响群落结构.[13]生物安全属于学术界目前广泛讨论的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及经济安全相区别的非传统安全中环境安全的一种.生物安全问题虽然与传统安全问题有着普遍联系,但更有自身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跨国性、滞后性、协同性、连带性.因此,有学者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生物安全体现了冷战后时代重要性突显的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14]

二、关于国外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模式研究

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基于转基因产品潜在的风险和利益,也出于各自的安全、利益、文化考虑,各国对转基因产品制订了不同的法规、措施,产生了不同的管理模式.根据目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践,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管模式分为以下N种.[15]

（一）聚合型监管模式.聚合型监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问题,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集中监管,强调监管权力和监管职责的集中性.主要以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家为典型.澳大利亚在生物安全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责划分与协调、具体实施和法律法规建设上比较健全.澳大利亚生物安全管理主要由基因技术管理执行官负责.基因技术管理执行官下设基因技术管理执行官办公室,负责统筹和协调环境部长、药品管理局、澳洲食品标准局、国家卫生医药管理委员会、国家商标局、国家工业化学标准局、检验检疫局和地方委员会间的工作.采用这种模式的还有菲律宾.[16]菲律宾对生物安全的管理主要由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执行.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设立秘书处负责科技评价组的工作,同时负责全国的生物安全小组管理.其成员分别由农业部、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卫生部、科技部推荐组成,由总统任命.[17]

（二）分散型监管模式.分散型的监管模式的特征是对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问题没有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而是将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职责和监管权力进行分化,然后将监管权分配给不同的政府部门进行分业监管.各个部门之间根据监管职责的配置进行协同监管,将其纳入到传统监管体制之中.分散型监管的基础是国家制定生物安全框架性法律,以保证人类健康和环境生态的安全,同时保证充分的管理弹性,以避免抑制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18]根据实现协同框架的不同具体措施,分散型的监控体制还可细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通过颁布框架法律来实现不同监管机构的协作,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种,采取相关机构的共同上级机构来统筹协作,以日本为代表.

如何撰写论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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