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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以下简称《看法》）.这篇提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探讨理科教育革命的文章,被“四人帮”借题发挥并加以围攻,在1972年至1976年间,演变成一段政治斗争的较量.
文章的由来
周培源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力学家、教育家.1902年生于江苏宜兴,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理科合并,周培源调到北大工作,先后担任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周培源发表《看法》一文,还得从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说起.这个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当时参加会议的理科方面的人员很少,会议也没有讨论理科方面的内容,综合大学的同志很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科教组只得在会议期间安排了一个“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座谈会”.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高校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大学多年来的不招生使得后继人才匮乏等.作为一名科教工作者,周培源深知不重视教育工作、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短视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他决定直抒己见.据周培源女儿周如玲回忆：“1971年,科教组在北京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迟群拒绝让父亲参加.经与会者的强烈要求,迟群虽仍不让父亲参加会议,但不得不让父亲到会讲话,那时离会议结束只有一两天了.”在座谈会上,周培源作了《谈谈对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意见》的发言.他说：“现在理科教育革命中有一种倾向是‘理向工靠’,这是葬送理科.现在不研究基础理论,这是目光短浅.有些理论目前看来用不上,但从长远来看都有用.”周培源的慷慨陈词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72年春,周培源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将他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发言整理成《看法》一文.据周培源回忆：此文“本来是1972年春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的,并准备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5月,文章初稿写成后,《人民日报》邀请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征求意见.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
周培源的文章从“理科的内容、理与工的关系”、“理科的培养目标”、“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等方面,阐述了对理科教育革命的看法,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研究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的倾向,提出“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改造和建设实验室,加强实验训练”；“对基本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时,周培源提出,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满足当前的需要.他举例说：“回顾数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数学的有些部门在发展的初期,看不出对当时的具体生产实践有何用处.微积分是在三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数学实践分别在解决行星运动问题和求曲线的切线斜率的科学实验中发明的.但它在今天已经成为解决生产问题不可缺少的数学工具.”因此,对一些比较抽象的目前还没有用上的专业,处理要慎重,不宜急于取消.周培源没有想到,他所举的这个例子,被“四人帮”定为“三百年后有用论”,文章也遭到大批特批.
致信周恩来
1972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国民经济、科教、文化、民族、统战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在科教界,周恩来还特别就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发表过多次讲话.这一年,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一些美籍科学家陆续来华访问.在参观、考察期间,他们也提出了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意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
杨振宁在访问上海、北京后很坦率地说：中国在教育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构里,也存在着不重视基础理论的倾向.
杨振宁的意见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7月2日,他在会见杨振宁时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
7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再次称赞了杨振宁的意见,并对陪同会见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今天向这位周博士将一军,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周恩来的这番话令周培源备受鼓舞.周培源深知,周恩来向来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还清楚地记得1970年周恩来对中科院负责人的指示：“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看法》一文本来就是周培源在学习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系列指示后写出来的.现在,他更要抓住这个有利的契机,将积压在心里的对教育革命的思考和忧虑坦陈出来.据周培源女儿周如苹回忆：“在总理7月14日接见任之恭、林家翘等人后,父亲回来跟我说,他在会见结束时对总理讲,他写了一篇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请总理过目.总理问文章有多长.父亲说：大概有五六千字吧.总理说：太长了,我哪里有时间看啊.父亲跟我讲：不行,我得再写一个东西,给总理送上.”
7月20日,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和科学研究的建议》.信中指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落后的原因有三点：“一、文革前,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具体领导.二、科学研究所应注意基础科学的研究,但据我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革前大部分力量是花到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工作,做完就算完了,并没有做到像计划那样,以任务带科学,把学科带起来,这在其他所可能也有.三、高等学校中,科学研究反复很大,一会这样,一会那样,没有坚持做出成绩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似乎科学院也这样.”周培源在信中还指出,要使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赶上去,关键在领导.他提议由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的基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大学的研究工作；要发动群众,统一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的建议很快有了回音.7月23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郭沫若、刘西尧、丁国钰、秦力生及迟群、谢静宜.信中说：“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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