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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因为对周围一直存在的人物很熟悉,也没有借鉴一些特殊的方式.但从表现形式、剧作结构上,还是向国外电影和艺术作品学习.可能从绘画开始我就比较喜欢荒诞派,比如达达主义的作品.我觉得中国当代绘画已经全面进入荒诞时期了.我早年学绘画的时候就喜欢这样的东西；音乐我喜欢摇滚乐、朋克；戏剧我喜欢莫里哀的作品；文学我喜欢马克吐温、巴尔扎克的作品；电影喜欢昆汀塔伦蒂诺、盖伊里奇、萨布的.我认为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精神,都是颠覆式的,都具备荒诞视角、荒诞色彩、批判现实主义的.因为喜欢这一类东西,所以借鉴起来比较顺手,也就是理解那种表现形式更简单.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理解荒诞和你电影之间的关系?
宁浩：中国现正处在深刻变革的时期,矛盾都很复杂,多种文化碰撞就会产生荒诞性,比如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碰撞自然就会产生荒诞性.《疯狂的石头》里就借鉴了这些,那个香港人就代表了城市,城市人就要讲诚信、守规矩,但是到了乡土的、实用主义的地方,他遇到这种文化之后,这种冲撞就很有趣,就像给蒙娜丽莎脸上画上胡子一样,把没有关系的两样东西搁一块就变得很有意思.荒诞主义的趣味性基本上建立在解构和破坏上,荒诞主义的意义就是荒诞本身.所有荒诞主义的东西都没有建设性,包括达利的绘画没有装饰性和实用性,它具有破坏性,它没有建立一种美学而是破坏掉几种美学.但是这个问题必然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建设性.世界的主流是,解构是必要的,批判是需要的,同样需要建设――你说某样东西不对,但什么是对的,你也需要指出来.
到后来我的想法转变为希望找到一些具有正向意义的东西,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不要停留在批判和提出问题.如果那样对于我来说也觉得无趣,因为我的前4部电影全是批判.那你说说结果应该怎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像我也没什么答案.所以我倒更愿意从《无人区》之后学着从建设性方向来想问题,我知道这将会非常困难,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找到正确的方法.这项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自我,通过学习来提高,你得一步一步认识到更多的东西,你得变化.不能停留在调侃,而调侃我已经做过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想在你的作品中寻找到一种核心价值观?
宁浩：我希望是这样,但我知道挺难的.最难在个人的能力.如果说环境存在问题的话,我觉得是在于我们的工业水准和我们刚谈的大文化前提――我们创作型人才的紧缺和阶段,但并不是大家一味提到的市场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内因.
我觉得大片是工业文明的体现,而不是说“我们有钱了”的体现.他们常说让我拍大片,我说不行.文化这种东西就像植物一样有它的生长周期,需要慢慢成长.我们之前包括“五四”用了几十年的力量打压了它,今天指望我们一二十年的时间来复苏它,是困难的.所以,我一直说,在一个二流的时代能做一个二流的导演,而且二流也得努力,搞不好就是个三流.我觉得在这个空间还能生存下来,有口饭吃就已经非常之幸福了.在今天中国要谈什么跟奥斯卡代表的世界电影比肩,这句话有点狂妄、不自量力,甚至是井底之蛙之谈.这是差距巨大、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种东西,这还真不是自卑.所以在这个阶段放好莱坞进来,当然这也是没办法,但是对于国家宏观的一盘棋来说,电影也不是特要命的一个工业,总产值只有100多个亿.我不知道中国的电影工业还有没有机会成长,也许有,也许是机遇.毕竟电影是一个文化产品,而现在整体文化处在低谷.它不仅是个电影业的事情,而是整个文化圈子的事.中国今天的音乐走到哪了?宋柯都去卖烤鸭了,还有谁在做音乐?我们的严肃音乐走到哪了?我们每天听着大街上放的《爱情买卖》,难道这就代表着我们的艺术高度吗?我们的春节晚会难道就代表着我们的艺术高度和文化消费水准吗?放眼望去都是这样,我们的小说也衰落了,我们都经历过余华、苏童、莫言他们争着抢着出小说的80年代.那个时候人手一本《十月》、《收获》等
我觉得这个跟整体上的民族任务阶段有关系,这种畸形的情况是因为宏观上我们民族的历史阶段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更高级的文明转变,这个转变期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几十年那么简单,可能甚至上百年.因为我们这种跨越是一种很大的跨越,我们把西方很漫长的几步的跨越浓缩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追上,我们经历的这种阵痛和巨变也会比西方经历的大.比方说,西方从农耕向城镇文明的转变早就完成了,他们现在只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工业时代进步到信息时代,它只有这一种转变.而我们要面对多种转型,从农耕文明向城镇文明的转型、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还包括从古老国家向现在国家转型、从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等等,我们都要放在这百年中解决,就导致了整个局面的复杂化和混乱.所以只有一种东西确实抓得到、看得到了,那就是物质.人类只能退守到最简单的认识论上,变成了对物质的重视.你把你对安全感和自我认知的诉求全都寄托在物质上,这种时候情感因素、审美因素、信仰因素和文化诉求都被压到最低点了.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鼓励的谈电影背景的崛起非常困难.
三联生活周刊：你身处在这样的时代,会不会感到沮丧?
宁浩：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种必然,它都是一个阶段,所以身处其中也没有什么好沮丧的.你站在个体微观的角度去看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坏的时代,如果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你会想,“难道中国一直要保持过去那种样子吗?”也许这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这是一个转折的机会,可能经历过现在的阵痛和混乱就会迎来伟大的振兴.这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对,而是因为你正好赶上了.而且它并不全是问题,在其中你也是个受益者,如果说中国真的跟美国一样,那宁浩你怎么可能在27岁就去拍了一个全中国人都瞩目的电影?不太可能.即使你在那个时候拍出了《疯狂的石头》,可能大家也不会注意到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个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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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在拍《疯狂的石头》前后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宁浩：我觉得我其实不是那样的人.我也并不是自我批判,而是自我惭愧.自我惭愧的地方是我每次都在犯同样的问题,我老解决不了.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退步,却又扭转不了.我这部电影用了崔健的音乐,去找崔健谈这事的时候发现他的工作室居然连一个茶几和待客的椅子都没有,他在里面录音我就在外面站着等.大概等了有40分钟,他出来跟我谈事,说完他就继续进去工作,我当时就肃然起敬,我觉得这才是伟大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中国还站着的一个音乐人,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听到他的音乐仍然觉得他的音乐超越当今中国一切流行音乐水准,代表了中国音乐的最高水平.无论从配器还是从音乐的理解,他不是弄几个和声就完了,而是游走在几个旋律之间,他对那种惆怅情绪的把握简单、直接、纯粹.他的音乐对中国民乐的融合,既存在冲撞又是那么完美.他真的是在这种音乐审美上具有相当高度的艺术家,而不是像我们这样一天到晚参加各种活动,走红毯,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厌恶我自己,要被迫或者被我自己的欲望左右去做那些事情.结果就是每次拿出一些不合格或者说不那么合格的精神产品来给大众消费,所以我自己非常惭愧.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并不是不能调和的,艺术和市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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