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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运动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薛忆沩:文学的异数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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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这年,薛忆沩开始重写他24岁的长篇小说《遗弃》.
《遗弃》出版于1989年春天,薛忆沩25岁生日前夕.薛忆沩当时已经辞职,全职在家,刚刚开始他第一轮狂热的写作.小说的主人公叫图林（对,就是计算机之父的那个Turing）,和他一样,是一名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人,一名无所事事、突然陷入“存在”危机的公务员.“世界正在遗弃我,而我也试图遗弃世界.”在扉页上,薛忆沩写下了这两行字,由它们来指导图林的命运.
图林与薛忆沩本人的密切关系在这本小说的日记体形式中可窥一斑.和他一样,图林也选择了主动辞职作为“遗弃”世界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一年,死亡的阴影不断地投射在图林的身边—先是他久病不愈的外公,然后是他的前领导、某处长,最后是他在前线当兵的弟弟.还有他的女友Z,他们很少见面,全靠书信联系.在唯一一次见面后,“我”得知Z已怀了“别人”的孩子,最后还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对于这一切悲剧,图林看起来无动于衷,死亡既不能让他伤怀,爱情有时甚至令他厌恶.相反,他在自己的心灵道路上似乎走得很远,并且最后,他似乎还找到了抵抗存在、暂时得以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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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忆沩最初将《遗弃》命名为《业余哲学家》,最后定名为《遗弃（或者关于生活的证词）》.无可否认,书里充满了他自己的影子.他想写的太多,以至于不得不在小说里安排图林再创作小说,以把他的短篇一并收进去.
但接踵而至的历史迫不及待地证明了《遗弃》和薛忆沩的生不逢时.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白》,也受到了莫名的牵连—甚至至今没有出版.今天,薛忆沩把后者称为“我那部多灾多难的作品”,他曾经说,它不出版,他的二十五岁就永远不会过去.“如今我快要五十岁了,却还在垂涎二十五岁的生日蛋糕.”他嘲弄着自己.而《遗弃》,在它出版后的八年里同样近乎销声匿迹,“不会超过17个读者.”
但正是凭借这本几近“失踪”的作品,1994年,薛忆沩获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同届的还有王小波和他的《黄金时代》.大陆对薛忆沩的“发现”则要推迟到三年之后,何怀宏在周国平家里拿到了这本书,当即惊艳,随后便在《南方周末》上大力推荐,令薛忆沩第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遗弃》被认为提供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样本,它还是少有的严肃探讨个人存在意义的小说.何怀宏将薛忆沩的探索称为“寻求永恒的最初一段旅程”,所谓“最初”,并不仅仅因为作者与主人公的异常年轻—青春的年龄段虽然看似离引发永恒话题的死亡最远,却常常是人们捕捉到死亡黑影、并隐秘地渴望永恒的最初阶段；“最初”的另一层含义是,文中的“我”与世界之间的互弃,这种看似极端空虚的生活状态恰恰是对庸常人生的激烈反抗,而这正是“寻求永恒”的最初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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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薛忆沩移居加拿大,他重新开始的写作不断被异乡的生活打断.在蒙特利尔这座法语城市,他必须学习新的语言,同时精进自己的英语,进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在撰写漫长的福克纳论文间隙保持中文写作.而在中文文坛,他成了一个短暂出没又旋即隐匿的名字.他是文学老将,却又常被当作新人；他的每一次离去都可能引发媒体的再次失忆,他的每一次回来都被命名为“重新发现”.“薛忆沩不属于文学界,他属于文学.”周国平说,而薛忆沩说：自己始终是文学的一份子,只是距离普通读者一直有一点遥远.
“去年在深圳书城,有一个女孩捧着《遗弃》过来找我签名,她告诉我图林很像她的弟弟.”薛忆沩问,你弟弟,还好吗?女孩说,他最后选择了自杀.
“我选择重写《遗弃》.它是比原创更不可思议的劳作.”薛忆沩说.除了词句的打磨,他抽掉了图林的很多作品,又让图林在那些抽空的页面上对自己的作品发表看法.用这样的方式,薛忆沩审视了从前的自己.
“它是一个苛刻的写作者与时间、历史、语言的角斗,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与虚荣、身体和心智的角斗.”关于生活的证词
1964年,薛忆沩生于湖南.他被启蒙得过早,12岁就被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评主义》中引述的赫拉克利特击中了脑袋.他记得窗外是街道,打开窗就能听到百姓们的摩擦,偶尔还能听到革命的风暴.他聪明,易感,成绩太好,“一群老师围着我等我解出数学最后一题”,他是那种高出第二名32分的第一名.15岁,他的河流被爱因斯坦改变.他废寝忘食地读起了《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它与他好高骛远的天性一拍即合.爱因斯坦带来的不仅仅是相对论,还有他对艺术的热爱、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痴迷、对和平的憧憬和对压抑个性的糟糕教育的讨伐.甚至爱因斯坦学生时期的“成绩平平”,在当时的薛忆沩看来都被赋上了天才的颜色.他迅速对校园生活失去了兴趣,包括对“考大学”这样的世俗目标—在成绩一落千丈之后,他考进了北航计算机系.
1980年春天,薛忆沩在电视上收看了萨特的葬礼.看萨特的灵枢在6万人的护送下经过爱德加·基内大街,他第一次意识到人对永恒的渴望.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位于株洲的南方动力机械公司.报到的当天他就要求调离.当时工厂里有许多年轻人都在要求调离,那是一些探到了时代脉搏的年轻人,他不是,他只是想回家写作.但工厂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经过几个月毫无成效的努力之后,有一天他平静地走进他所在的研究所领导办公室,递给他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家的,他告诉他们通知他的父母尽快来收尸,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始在这间办公室里绝食了.公司在20分钟后就妥协了.当人事处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劝他“想开一点”的时候,他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不是为自己的胜利而兴奋,而是为权力的脆弱而流泪.”当天下午他就被通知去办理调动手续.接着不久,其他那些急不可待的年轻人的调离也都被批准了.“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大概都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吧.”薛忆沩说,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打向他表示他们的感激.他们误以为没有他当时的莽撞,他们就只好与国企一头走到黑了.“你看,个人主义有时候还真的是利他的呢.”
但在父母马不停蹄的安排下,薛忆沩被调回了长沙,在政府部门下的一家临时机构工作.名义上那是一家扶贫机构,有一天他们去考察一家据说账面上只有200元的小工厂.“我们在那里毫无意义地转了一通,然后就坐下来吃饭了.饭菜非常丰盛,还有人在喝酒.我当时看见外面站着许多目光呆滞的工人.我觉得自己非常羞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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