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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地理论文范文,与我和复旦三教授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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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是我的母校.同时也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复旦文科的许多教授,有的成了好朋友.我也为他们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这里说的三教授,他们是谭其骧、朱伯康和蔡尚思.

为谭其骧写“内参”

1991年10月中旬,谭其骧教授又一次大中风,送入华东医院抢救后方才脱离险境.不幸的是,他虽然神志清楚,但四肢瘫痪,大小便失禁,不能说话,无法吞咽,仅靠一只鼻孔输氧,一只鼻孔输鼻饲以维持生命.

“他是累垮的,”熟悉他的人如是说.十三年前,在华东师大,他集中两个月时间,紧张地修改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回到家才几天,就突发大中风,住院一年又八个月,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他挣脱“一批二用”的精神枷锁不久,又被套上“半身不遂”的肉体桎梏,对这位正要大展才华的老教授来说,是何等痛心疾首!他的学生、同事、朋友无不为他焦急,为他忧虑,他却很自信地说：“我不会死的,我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他以惊人毅力同疾病作斗争,他要写字,要著述,他坚持锻炼手臂功能,终于使右手奇迹般地恢复了自由活动功能.

岁月无情,他再一次累倒了.大家去医院探望,他总是睁大眼睛,有时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他多么渴望同探访者聊聊天、谈谈学术等

谭其骧住在华东医院,起初三个病人一间病房,嘈杂不堪,家属和学校多次要求改善条件,但医院说没有单间病房,久久不得解决.后来,在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的过问下,医院总算把他搬到朝北的一间单人病房.为了更好地照料他的生活,家属请来一位护士,每月费用三百多元,此外,还有医院的管理费、营养费,连同家庭的房租、水电煤等费用,每月固定支出750元.但是,他的薪水连同其他补贴,每月只有680元,入不敷出,家属难以负担,多次向复旦校方反映实情,校方取出“规定”,细细研究,亦是无可奈何,爱莫能助.他是海内外知名学者,全国社科类学科中唯一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被美国传记研究所列为最近二十五年间对世界有影响的五百位名人之一.遗憾的是他没有官衔、级别,也不能够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按照这条铁的“规定”,每月的护工费和杂费自然不能报销.

学术界同行愤愤不平；家属四处奔波,寻求支持,最后请我写“内参”,向上面反映.

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谭其骧先生是系主任.我们这一年级有20多位同学是历史地理专业的,这是谭先生特地招来的,要培养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工作者.谭先生亲自为他们上课.我不是历史地理专业的,但我对历史地理颇有兴趣,有时也去听谭先生的课.谭先生是一位大学问家,上课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我不是他的嫡传弟子,但我毕业证书上盖有他系主任名字的图章.我与他熟悉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时在复旦历史地理研究室,有时在淮海中路他的家,请他为我们《学林》专刊撰稿,或向他请教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他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也是我最佩服的教授之一.眼看他如此痛苦的病体,我心里实在很不好受；想着他学术贡献如此之大,却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我对他们说：“写这个‘内参’我义不容辞!”

没有想到“内参”送上去的次日,报社分管“内参”的同事告诉我一个喜讯,说吴邦国同志在我的“内参”上作了批示.说罢,她向我出示批示：“对有特殊贡献的谭教授应予特殊照顾,特事特办,以充分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的同志可能担心攀比问题,但学术和贡献上又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

是的,在学术和贡献上有哪位可与之攀比呢?如果说奉献的话,谭其骧可谓典型矣!他一生除了留下属于他自己的著述——《长水集》论文集两册外,别无其他专著.刘知几曾说：“史有三长：才、学、识.”古往今来,三长兼有者不多,而谭其骧恰恰具备了这三长.他不仅在历史地理方面有超人的卓识,在史学史、文化史以及古典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在给他的信中说：“弟闲赏品评人物,曾谓以兄之才、之学、之勤奋、之成就,实属百年难遇,为朋友辈之骄傲.”照理,像他这样一位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应该是著作等身的.然而,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更多的专著呢?用他的话来说：解放以来,一是长期教学任务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还很难预测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先搞个人著作的.”二是他认为“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何必出书?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搬”.他是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一生为国家集体项目献身的老教授,其贡献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有哪一个可与之攀比呢?

吴邦国同志的这个批示,给谭其骧家属和学术界同行以巨大的鼓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要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是还需要破除那些不尽合理的“规定”吗?不是还需要破除人们思想上那些不适时宜的观念吗?

谭其骧的大儿子谭德睿,这位青铜技术研究专家兴冲冲地赶去医院,向父亲读了吴邦国同志的批示,谭其骧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听完了,他凝视良久,眼角冒出泪花.这位在大革命时代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隔近半个世纪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教授,听完了市委书记的批示,心里久久不得平静.也许,他正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十年前,他在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上写道：“人生的理想是做好工作,多为人民服务,尽可能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今天,市委书记对他在学术上的肯定,生活上的关怀,他可以欣慰地走了.

与朱伯康的“忘年交”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住在国顺路的报社公房,朱伯康教授住在国年路的复旦第一宿舍.他是复旦大学第一任经济系主任,资格很老,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新中国成立初被人民政府聘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协委员.我们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翻阅了台湾著名学者胡秋原先生主编的《中华杂志》,读到陈铭枢先生一篇介绍上世纪30年代初《读书杂志》发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遗作,其中说到朱伯康先生在“论战”中“开了第一枪”.因为我对这一“论战”颇有兴趣,就贸然去复旦第一宿舍拜访朱先生,请他讲述开这“第一枪”的来龙去脉.朱先生时年87岁,是一位沉毅而讷于言的忠厚长者,身体颇健、思维敏捷.他从书架上取出几册王礼锡主编、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的《读书杂志》.在第二辑中辟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一栏,刊有他的《中国社会之分析》.这是关于“论战”最早的—篇文章,文章指出,当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之一环,脱离了世界经济有机组成之研究,便根本上不能了解中国之经济.中国的社会依然是殖民化过程中的前期资本社会.这个社会有两个基本特色,即残余封建势力的挣扎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猛进,中国的革命,便根本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的民主民权革命.

此文一发,上海的各党派名流、学者纷纷著文,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百家争鸣,共产党著名理论家张闻天也投入这一“论战”.后来,王礼锡出版了《社会史论战专辑》一至三辑.《读书杂志》一时轰动上海乃至全国,顿时销路大增.这一场“论战”对搞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遗憾的是今天尚鲜有人研究.朱先生感慨地说,参加当年“论战”的学人大多已故世,他很想在有生之年将“论战”的真相写出来,但又苦于难以出版.我说：“只要有学术与史料价值,不怕没有地方出版.”他听罢,连说：“对,对!”

大学历史地理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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