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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档案馆类论文范文数据库,与清水江文书课题提出的背景、意义和价值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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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政府与社会共谋的架构开始初步形成虽然近几年来地方档案部门在文书抢救保护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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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纯的文书征集进馆保护之路已经举步维艰,继续征集进馆的难度越来越大.群众不愿无偿甚至有偿把文书交给县档案馆保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林业及土地契约仍然是群众解决山林纠纷的重要凭据.清水江流域在20世纪80年代“山林三定”时,基本上是根据原来的老祖业来确定承包关系,这在当时也得到了乡镇政府的默认,把文书交给县档案馆,当群众需要查阅时会很不方便.第二,群众对祖传的东西有怀旧情结,认为契约文书是“传家宝”,舍不得交给国家.第三,有些群众不愿接受无偿捐赠的形式.政府大规模征集契约文书,客观上给群众造成契约文书是古董或文物的认识,认为很有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为此,在档案部门继续集中征集收藏的同时,文书生态博物馆的就地保护模式正在应运而生,正在趋向于萌生一种政府与社会共谋或“共管”的新型架构.
2.馆藏文书开发利用的渠道不通畅.虽然文书收集进馆总量已达8万余份,但这些文书还只是锁在库房里的“死”文书,尚未“活”起来实现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如何建立通畅而又安全的利用渠道,向学术界逐步开放清水江文书的查阅使用,促进学术研究,目前还是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档案部门受职能所限,似乎缺乏整理公布的动力,造成研究成果与如此丰富的文书资源的不匹配.这方面显然需要档案部门与学术单位的密切合作.
综上所述,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和整理,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理,再从政府单方管理到政府与社会共谋架构的萌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前进的过程.目前,有关清水江文书的学术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以整体性的大规模抢救保护为重心,在探索建立多重抢救保护机制及其实施模式的同时,大力推进文书的整理公布和开发使用,以促进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发展繁荣.在此背景下,2010年10月,由黔东南州委、州政府主办,凯里学院和锦屏县政府承办的“锦屏文书及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在锦屏县召开,会议由凯里学院副院长徐晓光教授主持.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北京理工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吉首大学、贵州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民族文化宫以及文化部、贵州省、黔东南州相关职能部门的专家领导80余人参会.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认为,和国内文书比较,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突出,民间藏量大,不下30万份,是藏量上仅次于徽州文书的民间宝贵历史文献,有重要的民族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研究价值.龙宇晓教授根据他对民间需求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文书的村寨原地保护模式.会后凯里学院组织专家对此论证,以“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及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为题名,由凯里学院院长曾羽领衔申报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并成功立项.在本次会议上,学术界呼吁最强烈的是开放使用文书档案,以促进学术研究.同样,清水江文书属地的黔东南州政府也感到单凭政府职能部门的力量,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希望与当地学术机构整合力量,合作开展抢救保护和整理研究的工作,出更多更好的成果,并着手申报清水江文书为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从而打造黔东南乃至贵州的世界级文化品牌.当然,这种整合是在省、州、县各级政府为主导的统一规划下的整合.
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陈寅恪也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近代以来形成的甲骨文学、敦煌学、徽学,无不是在新材料发现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是否也蕴涵着一种或一系列新学问呢?数年前就曾有台湾著名作家兼苗族学者姜穆等人提出过“锦学”或“清水江学”等概念.足可见清水江的地域民族文化,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广袤深邃的空间.正如2008年吉隆坡世界档案大会对清水江文书的高度评价,认为：“贵州清水江地区苗侗少数民族在400多年来创造和保持的混农林复合经营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得到较好记载的混农林复合文明,而这一历史记忆的载体就是还在民间残存的大量的但是已濒危的契约文书.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锦屏土著苗侗民族契约文书保护利用工程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文献遗产,其实也是在为全世界保护一个关于全球最悠久、最独特的混农林系统的活态记忆库.”为了使黔东南苗侗人民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这宗宝贵文化遗产及其具有世界代表意义的价值早日获得世界公认,凯里学院和黔东南州政府联合申报本重大招标课题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依托项目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和学术力量,协助州政府编制出高质量的中英文申报文本,力争在项目实施期内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一）清水江文书”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1.充实了我国契约研究的文化宝库,具有民族学、历史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珍贵价值.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方面,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既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并发挥作用.在无本民族文字的苗族、侗族地区产生并保存下来的大量民间契约文书,不仅反映对汉文化的吸收,也弥补了苗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中史料缺乏的遗憾.这批契约文书虽然是使用汉文订立的,却都是在苗侗少数民族内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实反映苗侗人民的经济活动和各种行为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依据.
2.填补中国西南地区林业经济史上的资料空白.清水江文书以林契为主,特别是其中的租佃契约以及连带反映租佃关系的买卖契约,正好填补了中国古代、近代契约中缺少山林买卖契约和奇缺山林租佃契约的空白.在内地汉族地区以外地处偏僻之地,苗侗民族栽培杉树,营造经济林,通过贩卖木材,积极参与货币经济,从中可以窥见苗侗民族从18世纪到20世纪积极开展商业性林业与汉族商人竞合的历史过程.这些契约文书对研究清代至民国期间苗侗民族的特殊经济生活及我国林业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经济、林业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资料.对清水江文书进行抢救、整理和研究,必可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拓宽道路.
3.中国法制史与地方史上的研究价值.从国家和社会角度研究清代民国的民事与社会秩序,近几年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热点.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契约文化丰富,以前的研究对地域文书普适性没有足够的重视.根据各地不同的契约文书,在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的一般性与其地方差异之间寻求研究上的突破,可能是未来区域性文书研究的方向,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会加深对清水江流域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的认识,展示黔东南各种不同层次的规则体系之间的差别与互动的同时,也体现了苗侗人民早已具有运用契约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法律意识,对民族法学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强调区域性与普适性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模式,也适合于地方史研究路径.事实上在中国区域研究与一般性研究之间很难用一时一地资料解释地域广阔、情况多样的各地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而清水江流域在林业经济兴起后,民族地方社会运行的变化与社会秩序的探讨,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
本课题现实意义1．对社会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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