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字报方面论文范文集,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两次公开书面“答辩”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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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少奇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斗争对象,基本上失去了所有发言权.特别是进入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后.刘少奇面对党内外不断掀起的口诛笔伐批判浪潮,头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者”“帽子”的他几乎到了百口难辩的艰难地步.尽管处境日甚一日的艰难,但刘少奇面对险恶困境却始终没有气馁.1967年4月和7月,刘少奇曾有过两次公开的书面“答辩”.这应该是刘少奇两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申辩,也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之前对如潮诬陷所作的最后抗争.今天记得刘少奇这两次“答辩”的人可能不多了,重读当年红卫兵小报上的“反扑文章”,感到刘少奇不惧死亡、实事求是的精神尤为可贵.

1967年是刘少奇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一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多年在家养病的林彪突然成了接班人,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则由第二位一下子滑到了第八位.刘少奇不仅无法继续过问“文革”运动,而且不断地受到中南海造反派的冲击.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揭发出来的刘少奇的所谓问题,简直让世人吃惊.

以公开信方式答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1967年7月4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住地,当面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刘少奇知道汪东兴传达的虽名为中央的意见,可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他清楚地知道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形同虚设,而江青和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则权倾一时,已取代了中央书记处.

刘少奇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要面对学生,彻底检查在“文革”初期“形‘左’实右”的路线错误的时候了.许多想说的话,现在终于找到了机会.7月9日,刘少奇给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了一份“检查”,经汪东兴交给了北京建工学院.当日“新八一战斗团”就在该校的校报上全文公布了刘少奇的这个三千言的“检查”.随后传抄至全国各地,这激起了各地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极大不满,因为这毕竟是“文革”以来,刘少奇亲笔写的“检查”,也是他对这场运动的公开表态.

刘少奇在这个“检查”中,首先谈到他到北京建工学院去的原因.刘少奇写道：“1966年7月底.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及各地来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8月1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起去等”刘少奇回顾了他们于1966年8月2日去该校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话的经过.他还回顾了3日在李雪峰、谷牧和戚本禹等人陪同下再次来到该校和“新八一战斗团”见面并和学生代表交谈的经过,以及4日在中南海找建筑工程学院工作组谈话的经过.

1966年8月5日中午,刘少奇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并要刘少奇最好亲自去看一看.傍晚时分,刘少奇在中南海某小会议室前,果然看到毛泽东那张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他发现贴在墙壁上的大字报虽是秘书抄写的,但从这张大字报的语言风格中可以断定出自毛泽东手笔无疑,大字报让他触目惊心：“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在“检查”中说：“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时候,我已经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当天下午,我用告诉李雪峰,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此时,刘少奇已经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北京建工学院有几名同学给他来信,相关部门又送来几份关于建工学院运动的简报后,刘少奇根本就不敢答复,这些信函他让秘书都转给李雪峰处理了.这就是刘少奇和北京建工学院师生进行接触的简单经过.

刘少奇在这个“检查”中回顾了一年前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承担责任.等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等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是谁应负主要责任等”刘少奇这次“检查”,虽然并没有把他想说的心里话都说透,不过,他还是向外透露了主持中央工作的隐情.尽管刘少奇的“检查”很快就遭到了红卫兵们的口诛笔伐,然而毕竟起到了廓清内幕的作用.

戚本禹发表长文涉及的“八个为什么”,给了刘少奇一个公开“答辩”的机会

在刘少奇对建工学院公开“检查”的三个月前,还有一次外界鲜为人知的“答辩”.那是中南海造反派要求刘少奇写的一份“检查”,主要是针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所发文章中涉及的八个问题,造反派要求刘少奇必须分别作出正面的回应.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当时被称为“讨刘战斗檄文”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实,在戚本禹发表这篇长文半个月前,刘少奇就已经感到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威胁了.早在1966年9月,刘少奇就针对毛泽东在杭州期间他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向北京各大院校派工作组等问题作过一次认真的“检查”.当时,毛泽东还在其“检查”上作了“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的批示.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作了检讨.可是,不久林彪和江青控制的文革小组向全国下发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时,刻意删除了毛泽东对刘少奇“检查”的肯定性批语,从而让刘少奇的“检查”变成了各地“批刘”的一个靶子.就在这时候,身边有人告诉刘少奇,北京街头已见小报在谣传刘少奇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了,并说刘自称是“红色买办”等等.1967年3月28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上造谣诬蔑：“我看过《清宫秘史》这个影片,记得是在主席处开会回来,在春耦斋看的,看时已是下半夜,看完天已大亮,后半部看得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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