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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首先要求国民对于本国的法律产生信任感,信仰法律.所谓法律信仰是民众对于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任,是内心追求与法律的契合.法律信仰对于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尤为重要,但是在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却没有普遍建立,因此我们必须要反思法律信仰危机,探寻法律信仰危机的深层根源.本文通过将原因分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纵横两轴的方式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希望能够通过理论的研究推动法律信仰成为普遍习惯,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关 键 词】法律信仰；信仰危机；危机原因
法律信仰这个名词,毫无疑问是一个舶来品,因此这个理念在我国的普适性也就值得探讨.一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在移植到中国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水土不服”,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在当代中国树立法律信仰的路程上.各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案例屡见不鲜.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内生于所在社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失去了这种土壤,就会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局面.虽说法律信仰在我们国家产生了危机,但是建立普遍的法律信仰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因而我们研究法律信仰在当代中国产生危机的原因,深入理解为何西方制度在我国步履维艰也就有了极大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由于法律信仰未曾建立而产生的危机,而任何问题的产生都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我国出现这些法律信仰危机的背后有着各种不可忽视的必然原因.
一、历史原因
1.经济原因
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抑制了法律信仰的形成.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属于自然经济或者半自然经济.封建统治者为了把人民固定在土地上,一直崇尚“重农抑商”的政策,一味贬低商人的地位,导致商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发育不良,未能形成商品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必然不能促进法治理念的形成.这也就决定了以血缘亲族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单位维持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和人与人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不是西方商品社会的基本准则――法律.
在商品社会中,经济关系对法律提出要求,法律配合经济关系,并对于商品经济具有能动作用.“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越发展,社会对于法律的要求就越多,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法律的高度繁荣与发达,带来人民价值观念的强化,形成尊重人、信仰法律的社会氛围,而我国的自然经济是崇尚经验和个人权威的经济基础.”①由此可见,不形成商品经济,实现法律信仰是不能完成的命题.
2.政治原因
中国从秦朝开始建立了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中国最重要的进步意义在于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政治文化方面,由于破除了周朝的“君权神授”的观念,自此君主的权威开始确立.在人治统治、权力集中面前,一切民主都显得苍白无力,中国彻底失去了民主起源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国幅员辽阔,人数众多等客观因素所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更倾向于信仰权力,国家法律就是君主的意志的体现,是统治工具、压迫手段,君主的话是“金科玉律”,皇帝不受法律限制,也没有义务,这种极端的不平等要推行下去,必然要依靠国家的暴力机器和强制手段.君权对于民权和神权取得了绝对胜利,所以官吏作为君权在民间的代表“代君牧狩万民”,唯君权是从.“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于一切国家事务的极端仇视和不信任的心理.”②在这种以人治为中心的中华法系中,人民没有自己权利的概念,只有对于权力的服从的认知,这也就导致了法律信仰这一极为抽象、理性的概念难以在我国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
3.文化原因
在我国的传统中“重刑轻民”非常普遍,这也导致人民对于法律是敬而远之,甚至畏惧,“厌讼”心理一直存在,百姓更倾向于找乡长里老之类德高望重的长老来主持和匡扶正义,国法对于他们太过遥远,真正起规范作用的还是村规民约.而对于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来说,法律就以为着刑罚处罚,所以公众更倾向于和解,私力救济.这对于统一的法律信仰的形成是非常不利的.由于这种法律文化熏陶了整个民族成员并纳入其文化传统,法律不被信仰即构成中华民族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法律观念,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至今天仍然有所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中国,法律与其他一些宗教一样,自始至终就没有成为公众普遍信仰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不断“洗礼”,使得法律不是被信仰的对象的传统观念进一步加深.
另外,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向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压抑人性,甚至在宋明理学中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是违背了法律的本意的,中华法系过多的强调秩序,但对于更高层面的公平、自由等价值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制定法律的本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官当”等等制度的建立,将我国“官本位”的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独特的制度的产生,是由我国的纲常礼教思想决定的,而这些制度明显又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于法律的误解：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权力带来的好处,而不是职责；更加关注人际关系而不是权利义务关系.
二、现实原因
1.立法原因
首先,我国存在立法速度过快过急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为了尽早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快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尤其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处于转型期,为了配合我国飞快的发展速度,立法也进一步跟进,但是仓促立法带来的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也伴随着立法质量不高、公众甚至法律工作人员没有余力了解如此之多的法律文件的一系列问题,“这使得已经制定出来的这些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不仅没有走进社会公众的生活,而是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可以想象但是遥不可及的东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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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法原因
执法机关享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是公权力行使的象征,也是与民众最密切联系的机关,这意味着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直接影响着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柏拉图曾说：“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的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④在实际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的违法行政行为时常发生：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官本位意识和官僚作风依然存在,在工作中我行我素,盲目行政,违法执法,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首先,执法人员自身素质不高,也没有树立法律信仰.如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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