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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乡?他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莱蒙托夫
22岁的陈芳脖子上有几道长长的抓痕,那是一年前在电子厂打工时被自己的指甲抓的.她搞不清为什么伤自己,只是一觉醒来,发现脖子流着血,但也不觉得疼.和她同宿舍的另一个女孩则有梦中尖叫的习惯,她常会被自己的叫声惊醒.
陈芳一度怀疑自己有变态倾向,无奈之下,她开始求助那些常常在东莞工业区附近徘徊的算命先生.据说,这些人除算命外,还兼看风水、书信甚至帮农民工起诉状.
算命先生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偏偏对陈芳这样的打工者非常受用.她按照建议,更改了睡觉朝向,还在床边贴了捉妖天师钟馗的画像.
但钟馗没能降住她的妖.
和陈芳同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相恋4年的男友,有一天建议陈芳去坐台.女孩对坐台没有清晰概念,以为是酒店迎宾.男友把陈芳介绍给看夜场的混混,她当晚即遭凌辱.
随后,陈芳发现男友其实已背叛自己,他被一个做桑拿技师的女人养着.陈芳用刀片割破左手动脉,以流淌的鲜血逼男友回头.只是,他再没回头.
陈芳没回工厂,而是步上了“情敌”的老路——到酒店从事完全色情的桑拿服务.说不清理由.
也许钱是其中之一.“转行”后的陈芳薪水“翻天覆地”.原来作为电子厂品管员的她薪水低微,同时还常被痛经折磨,曾三次疼得昏倒.但痛经不能成为陈芳请假的理由,她更无力承担旷工所要面临的不菲罚款.于是,她只能相信其他女工口口相传的“秘密”——用避孕药缓解痛经.
东莞工业区附近的私人小诊所,卖得最多的就是避孕药.
“转行”后的陈芳所在酒店共有60多名桑拿技师,据她讲,这里几乎所有技师都是被男友骗来的,其中不少人至今还和男友在一起.在这些男人看来,女朋友从事桑拿也只是一份工作,和工厂打工无异.
有人说,在东莞,很多“小姐”的故事,都离不开一个拉皮条的男友.当然,她们中也有主动入行的.无论哪一类,这些女孩都是在用身体做赌注,妄图与东莞这座城市的繁华快速接壤.“除了赚钱,她们看不到异乡接纳自己的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这句评价背后,隐藏的是人口流动过程中,城市打工者的社会融入之痛.
变了主角的城市梦
如果说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身处其间的东莞则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缩影.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东南到西北,发财到广东”的口号,内地无数劳动力奔向南方,东莞是其中最主要的流入地之一.截至2010年,东莞822万常住人口中,超过630万为非户籍人口,他们中绝大部分为农民工.
而如今在东莞活跃的打工者中,大多是陈芳这样的“新生代”,这些年轻人被凝成一个概念——新生代农民工,写入国务院中央一号文件.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农民工更新换代趋势的王春光看来,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依赖不强,对城市也没有建构强有力的社会认同,更没有形成确定的城市化预期.从这个层面上讲,与父辈相比,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没有认同感的无“根”人群或漂泊者,摇摆在城乡之间.
如何让年轻的打工者在流动中沉淀下来?
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高中或初中毕业,学历较高,他们对工作的期许度也会相应提升.首先在工资上,他们要求高于父辈,另外他们也更在意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在意劳动时间以及工作前景.多年前,时任东莞就业局局长的黄慧屏就曾对投资者说：不要把今天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看做和当初扛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是同一种人.
无法落脚的城市
除就业外,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渴求的还有城市的居住权.
当下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不同区域和城乡人口的居住权利.政策规定是,户籍是农村的打工者,可以在城市生活,前提是在城市就业并办理暂住证或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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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者吕途所撰写的描述打工者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及他们对社会、自身反思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作者与工友们交流时触及了居住权这个话题.有工友表示：“我是中国公民,在任何地方居住只要有身份证就应当可以,办暂住证和居住证都是歧视.”
有如此意识的打工者或许不多,他们中的更多人,对居住权的缺失,表现出的还是一种无奈.吕途记得,一位工友的飞信签名是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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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西到深圳打工的16岁女孩姜淑芳,便从没想过可以在深圳真正扎根.和东莞类似,同在珠三角的深圳也是一座“人口倒挂”之城.在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城市中,只有15%的人拥有深圳户籍.“这里虽然领先中国各地,并且最早废除了严格的市民户籍登记制度,但实际上,却只有具备技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富有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居住权.”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一书中如此评述.
寄居状态影响着这一代人的情感、婚姻.
姜淑芳是桑德斯书中的访谈对象之一.这个女孩有个感情颇好的男友,他们梦想着有一天结婚生子,但至少在深圳,同居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姜淑芳说,他们宁可住在不同宿舍,而且是小宿舍,一个房间住四到六个工友那种,因为这样便宜得多,也方便得多.换言之,如果他们搬出上下铺的宿舍而另觅住处同居,就会毁掉自己经由储蓄而在城市里立足发展的机会,也就等于毁掉了想象中的未来.
对于姜淑芳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凭他们目前的收入水平,根本没有能力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购买住房,而且也没有能力去租住像样的房子.他们中一些人,如姜淑芳一样,选择栖身于小宿舍,有的则居住在城中村.
但城中村往往不被城市所容.
2008年,桑德斯想要回访深圳仅存的城中村民乐村,却发现那里只剩一片早已夷为平地的狭长土地,土地上正在兴建密集的公寓大楼.
“深圳和其他城市都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地区的存在.如此一来,包括外来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群才能够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中援引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说法.在后者看来,深圳的市民包括官员,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工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想要在城市压榨了他们宝贵的青春之后,把他们统统赶回原本的乡村.而乡村移民没有搭建住宅的自由,也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中国应该终结这种自私的现象.同时,秦晖也提到,一亿四千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因全年都不得不和他们的家属异地相隔而造成性压抑,这是一种危险现象.如果将这种性压抑延伸来看,则是流动家庭成员间的长期分离.
这种分离必然带来夫妻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白南生教授就曾表示,据其调研,十多年前几乎很少听到外出引发婚变,而五年后、十年后的调查,他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农村离婚案件.绝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离婚的是外出者,而与外出者性别无关.另外,白南生也提到了长期分居会带来的性烦恼,以及由此而生的健康威胁、性骚扰和性犯罪.
家在哪里?“坐火车20个小时.”
即便在同一个城市打工,很多夫妻同样也会面临两地分居,在东莞打工12年的吴胜发与妻子便是如此.
吴胜发是《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中国进行农民工采访时所接触的一员,之后魏城将他的故事写进《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书.
吴胜发东莞的家在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车程.那是一套一室一厅、月租300元的公寓,吴胜发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他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当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七八层高,再分割成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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