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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类论文例文,与民国时期有关文学查禁与文学出版工作探析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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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的文学审查机关将左翼文学作为重点查禁对象.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上海的左翼文学采取了期刊更名、作品伪装、利用文学传播中的“禁果效应”等方式,来实现文学出版,扩大文学影响.
关 键 词：文学查禁左翼文学出版策略
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维护“三民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与权力评判标准,在文化领域实施了一系列规范和控制政策,书报审查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针对各种“异己”、“反动”的书刊杂志,国民党文化机关通过《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等法律法规和专门的图书审查机构进行全面查禁.在文学出版领域,左翼文学因其“异端性”,成为重要的查禁对象.左翼文学的作家和出版者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法争取书籍和杂志的出版发行.如何规避书报检查,进行文学传播,成为当时左翼文学出版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选取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学出版作为对象,来探讨查禁制度下,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和扩大文学影响,左翼文学是如何通过各种策略来实现文学出版的.
一、文学期刊：生生不息
为了使左翼文学能在文坛上获得一席之地,倡导者们通过发行各类杂志,扩大左翼文学的影响,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文坛掀起一股红色潮流.但在国民党的查禁政策下,许多刊物出版不到一年,甚至刚出创刊号就已经被禁.为了延长刊物生命,出版者采用“更名”的方法,在原刊物被禁后继续出版发行.
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1928年1月出版《太阳月刊》,7月即被查禁,于同年10月改名《时代文艺》继续出版,但仅出了一期又被禁,以后又改名为《新流月报》.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1930年1月创刊,出刊五期就被查禁,第六期改名为《新地》,后第二次被查禁,第七期又改为《文学月报》.左翼文学刊物中,还有《前哨》、《文化月报》、《浪花》等,都在出版一两期后被查封,而后改名重新出版以躲避查禁.“更名”为这些刊物提供了新的生机.
在和书报检查制度斗争的过程中,出版者发现政治倾向性过于鲜明的刊物难以生存,因此,除了更改刊名外,左联的作家和编辑们还采取了淡化政治立场的方式,来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1931年9月,丁玲接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就是因为“左联过去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的灰色一点”[1]（P22）.而丁玲不仅党派立场不明显,而且在文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广泛约稿.《北斗》创刊号除了左联作家的作品外,还发表了党派立场不明显的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林徽因、陈衡哲等人的作品,这一举措淡化了刊物的政治色彩,扩大了刊物在读者中的影响.
1933年7月创刊的《文学》,虽然是左翼作家领袖茅盾主持成立,但选择了非左联的郑振铎、傅东华为主编.傅东华不止一次强调“杂”的办刊主张,在创刊到终刊的五年里,《文学》的作者群涉及小说、诗歌、翻译、学术研究等各个领域,苏雪林、沈从文、朱自清、顾颉刚等都曾在《文学》上发表过作品.这样一个立足文学、兼容并包的刊物,冲淡了创办者本身的左翼色彩,也为《文学》推出重要左翼作家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和安全的平台.
二、名家作品：改头换面
相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执政后的图书查禁力度更大,范围更广.30年代较为著名的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郁达夫、田汉等的作品都遭遇过查禁.图书审查机关常以“普罗文学”、“妨害风俗”等借口,禁止带有左翼色彩的文学作品出版.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左翼文学出版不得不采取各种伪装来规避图书审查.
郁达夫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4月由湖风书局出版,国民党审查机构指为“普罗文艺”,出版不到两个月即被禁.后湖风书局被封,该书的纸型和版权转让给了现代书局.现代书局为了躲过检查,就在版权页将出版年份改为1928年,实际于1932年12月重印一版,但立刻又因“妨害善良风俗”被禁止发行.1933年12月,现代书局经过交涉,删改了涉及共产主义、军阀屠杀等醒目内容,又以《饶了她》为名重新出版.[2]（P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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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他的作品一直为国民党图书审查部门所查禁.他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译者署名为“萧参”,1933年出版不久即被审查者发现是瞿秋白的化名而查禁.但生活书店1936年又以《坟场》为书名,将此书改头换面,删去两篇评论和“后记”,并将七篇作品原来的次序打乱,将译者改名为“史杰”重新出版.[2]（P118）
30年代左翼著名作家们的作品,是图书审查过程中被封禁的重灾区.针对这一处境,出版者不得不将这些名家作品重新“改装”,表面看是大删大改,实际却是“换汤不换药”.这些策略显示了出版者丰富的斗争经验,也为左翼文学争取了更大的传播空间,使其继续保持顽强的生命力.
三、文学广告：禁果效应
“禁果效应”是在信息传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形,是指“外界压力或措施使人无法自由获取信息时,人们往往会对被迫疏离和失去的那部分信息有更强的了解欲望,封锁者与受传者之间的隔阂因此加大”[3]（P125）.“禁果效应”在信息传播中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禁书引来人们对所禁书籍的兴趣.“即刺激了被查禁这一类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在许多作家和读者那里,越是限制,反叛的意识越是强烈；越是查禁,表达的愿望和阅读的兴趣越是强烈.”[4]（P125）30年代书刊查禁也体现了这一效应,从“丁玲事件”即可见一斑.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捕,下落不明.在各家报刊的沉默中,《现代》主编施蛰存在6月1日出版的三期二卷最后的“编者缀语”中加了一段：“本期中本来还可以有一篇丁玲女士的近作,但她还来不及写成之前,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5]（P98）这是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丁玲被捕的信息,从而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此后,现代书局还刊发了丁玲《夜会》的广告.《文学》在1933年7月1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的广告,第一卷第二号里又刊出《水》的广告,第一卷第三号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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