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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物形象类论文范文素材,与吴宓《三国演义》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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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8;三国演义》源自于民间文学,因此可以不问历史事实,人民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而确定刘备为正统,让他成为了人民心中理想的君主.不难看出,吴宓所秉持的是儒家孔孟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桃园三结义”的“义”.吴宓从我国历史的发展做考察,他认为“结义”似起于游侠,而大显于东汉之士风.至于“义”的本旨,应当从《论语》一书及《孟子》中去寻求,而不能由江湖间的金兰结义或者农民起义上做阐释.笔者以为义与情是紧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吴宓此处阐释的“义”源于儒家哲学的“情本体”.“在中国,先秦孔孟和郭店竹简原典儒学则对‘情’有理论话语和哲学关切.‘逝者如斯夫’、‘汝安乎’（孔子）、‘道由情出’（郭店）、‘恻隐之心’（孟子）,都将‘情’作为某种根本或出发点.此‘情’是情感,也是情境.它们作为人间关系和人生活动的具体状态,被儒家认为是人道甚至天道所生发.”⑥现代学者钱穆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吴宓先生虽未直接点明一个“情”字,实则“义”与“情”是相通的,即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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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吴宓对《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评价并不高,且有微词.他称：“吾观《三国演义》之桃园三结义,只是‘三人同心,其利断金’之私人坚决互助而已.刘先主之伐吴,为关、张复仇,不顾孔明与赵云之谏.其所行,乃以私害公,行愚而违智,结义之害大矣哉.”吴宓对桃园三结义所持批评态度,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堪称是独特而大胆的.从“情本体”这一视角做考察,刘、关、张之间的患难与共、生死同当便出自于亲如骨肉兄弟的豪侠情义,以至于听不进真诚的劝告,不顾大局,铤而走险,结果造成了惨重的悲剧结局.
吴宓对桃园三结义的阐释,实则是对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三国演义》研究中一味地“尊刘抑曹”的反驳.如当时有评论赞誉“《三国演义》也热情歌颂了刘、关、张、赵云等人的忠贞和勇敢的英雄行为,使这些古代英雄的形象更加完整”,甚而认定“在以刘备为中心的刘、关、张等人和曹操等人的斗争中,他们之间紧密无间的团结关系,占着重要的地位.等他们相互间的紧密团结就是在和曹操等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⑦.相比之下,吴宓既充分赞扬与肯定刘备仁厚爱民,与关、张、赵云等紧密团结的一面；同时也严肃而且痛切地指出“桃园三结义”过分看重结拜兄弟间的情义,而忽视了为维护狭隘的兄弟情义,遵从结拜时的诺言而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所造成的对宏图大业的惨重危害.孔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吴宓深刻指出刘备不能忍辱负重,促成统一大业,仅为关、张报仇,落得蜀国倾覆.从这一悲剧性结局反观桃园三结义,实不能完全肯定和颂扬,指出其局限性确属必要.以此证明吴宓有着不为时俗所牵制的深邃的学术眼光.
当时有学者撰文,称“《三国演义》中为人民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的这种为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兄弟结义,是应当肯定的.这种‘江湖’上的‘信义’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传的‘主仆’、‘君臣’之‘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人民群众在封建社会中,为了同一命运而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它是树立在平等的、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而后者,则有着欺骗和压迫的性质,是不平等的”⑧.作者几乎以完全赞扬和肯定“桃园三结义”的姿态,不仅认为“结义”崇高、远大,有着对开疆拓土、建立蜀国的深远意义和影响,而且认为是《三国演义》中“为人民最喜爱和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显然对“结义”的这番描写的意义和价值有过分夸大之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真正能吸引读者,为人们所喜爱的是典型人物的塑造及几次壮阔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宏大场景的精彩描绘.较之吴宓对“桃园三结义”深刻地指出其危害性的一面,则失之偏颇.
三、吴宓就《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深刻阐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
已如前述,吴宓坚持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卓越的,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宏伟的历史小说,其题材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所占比例和分量较古今中外任何一部历史小说都要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那么,作者罗贯中是怎样通过历史的真实人物事件的创造性描述而达于艺术真实,深受历史人民所喜爱的呢?
吴宓依然从道德观和人性论的视角,深刻指出贵在作者高屋建瓴,以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观、善恶观、是非观、爱憎观为标准尺度,也就是人们普遍坚持和信守的良心与直觉感受去处理和驾驭题材,塑造和评价每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且这些人物事件都具有在典型环境中相对的历史真实性和可信性,从而达到了孜孜以求的艺术真实,求得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也便具有了吸引和感染广大读者的艺术魅力.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充实丰富了小说的思想知识内涵；在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根据历史的具体性和当时生活环境的可能性,从广大人民口头流传的三国故事出发,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历史诉求、生存愿望和审美理想为旨归,创造性地描绘了一个又一个雄伟壮阔的战争场景,塑造出琳琅满目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令广大读者歌哭爱憎,评判是非真伪,在获取道德教化的同时亦获得极好的艺术熏陶,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吴宓确认《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在这里,它的人民性也在这里.
吴宓同时指出,如若用当时（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流行的主流意识,即阶级斗争的观点评析《三国演义》,那就只能说：“刘备本人与关、张皆平民出身,操贱业,贫穷,其‘携民渡江’等之爱护百姓,与曹操之为统治政权服务,虐用其兵其民,但求计谋之成功,不惜兵民之死亡甚众相较,则刘备可云‘比较的,站在人民一边’.”显然,吴宓是迫于形势,尝试着对三国人物做阶级分析.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牵强附会.将刘备与曹操的矛盾冲突视为阶级斗争,难免蹩脚.这绝非吴宓由衷之言.紧接着,吴宓以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所高倡的典型论和恩格斯所一再称说的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文艺观做评析,吴宓评述：“曹操实较完美,其才亦较高（政治、文学）,远非刘备所及.但操之言行中之‘人民素质’（成分）较少于备耳.”⑨吴宓彰显出博大精深的文学思想,即评判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能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给人物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而应该遵循文学创作固有的特殊职能和规律,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否具有典型性和审美情趣做评析.即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读者视为奸雄,他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学才华,作者罗贯中也不惜笔墨,浓墨重彩地描绘他思想个性的阴阳两隔、方方面面,塑造出了鲜活饱满的历史人物形象,令读者憎恶痛骂,也是成功的,是会永远存留在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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