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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授发表论文范文文献,与秦始皇的阅读速度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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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的.《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他阅读速度的故事.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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