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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一次流产的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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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北洋军阀调查意见书》、《民族资产阶级调查意见书》、《买办阶级调查意见书》、《江浙财阀调查意见书》、《商会调查意见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意见书》、《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意见书》、《农村调查意见书》、《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意见书》、《租界调查意见书》,对各项调查作了相当细致的规划和部署.兹将其要点简述于下：1、北洋军阀调查.计划三年内编成《北洋军阀传略》(100人左右),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北洋军阀研究》(专著).
2、民族资产阶级调查.刘大年提出写出民族资本家千人传.要求三至五年内完成(1964-1969年),前三年至少完成70％的调查任务.并拟定资金1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资本家调查参考名单.
3、买办调查.以上海经济研究所及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及近代史研究所、全国及津、沪、穗、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负责,并拟请黄逸峰、徐仑等总其成.计划两年内写成有关买办制度及买办阶级的调查报告,典型买办的传记若干种,1969年以前写成《论中国买办阶级》专著.
4、江浙财阀调查.要求总负责人1964年8月前邀请各有关单位商定分工合作的具体调查计划；1966年以前写成江浙财阀主要成员发家史及传略或若干专题性的调查报告；1969年以前写成《江浙财阀研究》.
5、商会调查.要求1964-1966年编写各省、市(县)商会史资料或商会史；1964-1967年出版商会史资料汇编.
6、近代知识分子调查.编制了“参考名单”,计划通过“传记”的形式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及其特点,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及其失败,近代知识分子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活动及其分化.此调查由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书局近代史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广州文史资料委员会,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北京大学等单位参与,由杨东莼和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组长李侃总负责,计划1967-1969年完成编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调查资料选辑》.
7、学生运动调查.要求1964年6月以前召开负责人和参加者联席会议,落实计划确定进度；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回忆录；每年6月份举行工作会议,检查进度,交流经验,发现问题,解决疑难.由近代史所和团中央档案室等单位整理现存各种文献资料,1967年整理出版《中国学生运动史资料》选辑.1968年前整理出版《中国学生运动调查报告》、《学生运动回忆录》选辑,在此基础上,1971年撰成《中国学生运动史》.
8、农村调查.结合“四史运动”,在调查、征集、整理有关账本、文契和其他文字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典型,进行补充调查,并撰写“家史”、“村史”.
9、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调查.重点调查基督教、天主教的主要教区和重要据点的活动情形；教会所办的学校与医院；教会“慈善事业”.此项调查安排邵循正、卿汝楫负责组织领导.由近代史所帝国主义侵华史组、各地历史研究所及高等学校近代现代史教研室、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研究室、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和天主教爱国会共同组织人力,分工协作,参加调查工作.
10、租界调查.具体分工为：天津租界由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历史研究所负责；上海、汉口、州等地租界分别由该地历史研究所负责.上述单位联合组成租界调查协作小组,负责对工作督促和检查.计划1966年写出各种有关租界调查报告(或资料汇编),然后抽调主要力量,于1967年编写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一书.
调委会的调查规划可谓相当庞大,足见杨东莼、刘大年等人的雄心.1964年6月2日召开全国近代史规划会议,杨东莼在会上发言：“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初步设想搞几个东西：买办、民资、知识分子,北洋军阀,宗教,北洋军阀还有人在,不外是上台在北京下台在天津,所以天津的不少,老人去世,还有其后人,我们设想,北洋材料,由政协与天津挂钩,落实在天津.买办放在上海,这次我和逸峰(按：即黄逸峰)挂钩了,开会后,我们就去天津,下半年是否在上海,前些日子,开委员会时,各地也要成立小组,就地调查,当然各地有任务,很紧,我想,是否与任务口径对起来,挂起钩来,如何搞民族资产阶级,就在民族资产阶级任务上挂钩.宗教也是大问题,北京专家多,所以各地与北京,第一是联系,第二是出人力,地方搞什么,告诉我们一下,好配合,第三是到各地游说一下,先到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四个地方,在学部领导下,方向明确”.会上杨东莼、刘大年对一些重点调查项目作了明确分工部署：北洋军阀由天津历史所负责,买办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民族资产阶级调查由上海经济所主持,吸收上海工商联参加(档案：《1964年近代史规划会议记录》).
调查委员会在杨东莼、刘大年的推动下,踌躇满志开展工作.杨东莼带领邵循正、何重仁、郝斌、章开沅等人前往天津,在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政协齐齐哈尔资料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根据刘大年的建议,确定先抓两个项目,“一是知识分子干人传,一是资产阶级千人传,而首先要求作充分的调查研究.为此我们又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传主参考名单”.(章开沅：《实斋笔记》,王来棣等人被安排去天津调查黑社会、会道门、临城劫案等(2010年9月30日采访王来棣先生记录).尽管处于草创阶段,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无疑是一件意义重大而且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工作.当年身与其事者的章开沅先生多年后还十分惋惜：“如果能持续下去并正常运转,现今决不会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独占鳌头”(章开沅：《实斋笔记》).平心而论,就调委会的构想而论,远比哥大的口述史项目宏大,包罗范围更为广泛,动员的人力亦非其可以比拟.可惜调委会生不逢时,刚刚建立,阶级斗争之弦便日趋绷紧.从近代史所借调过来的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三人被抽回参加“四清”运动,华中师大的刘望龄亦被抽回,止章开沅一人卡枯守空房.到1964年秋天调委会工作便渐趋瘫痪,名存实亡.1966年,杨东莼先生仍力图恢复并拓展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但随着“文革”风暴骤起,一切均脱离常轨,种种颇具学术雄心的设想规划亦成具文.前辈学人的苦心孤诣,时代局囿的无奈,令人不由扼腕叹息.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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