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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理学类论文范本,与弗兰克伦理学的警世意义相关论文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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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中的重大问题,弗兰克对此极为重视.在他看来,善与恶是人类社会客现存在的现象,只要人类社会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人类没有得到根本的拯救,善与恶就会长期存在下去.所以如此,是由于善恶根源于人的本性.他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这个问题:人既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此为善之根源,同时又是自然之物此为恶之根源.前者使人像上帝一样地爱,后者则使人贪恋尘世之物,对物之贪便销蚀了爱,而滋生出恨.善与恶,实即爱与恨之外在体现,或者说即为爱与恨之结果.不论你是否同意他对善恶根源的解释,但你总会认同他对世上道德现状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弗兰克关于善恶的思想中更加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如何对待善恶的问题.
基督教当然是教人行善,即要从爱上帝、爱邻人不仅是邻居,而是指一切人,把所有的人看作兄弟出发,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关心和帮助他人.解除他人的痛苦,满足他人的正当要求,特别是要帮助有罪之人改过自新.也就是说,基督教要求从心灵上和物质需要上关心和帮助他人.在这方面,弗兰克强调不应轻视他人的物质需要,不应以他人这方面的需要不如精神需要高尚而拒绝帮助,因为这方面的需要涉及人的生存,如果连人的生存都不关心,还谈什么爱心基督教的这种尘世道德生活方针具体体现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独善其身,亦不能坐视恶的猖獗,他有责任去关心别人,关心世界的改造.要关心他人,使他们得救,至少要帮助他们获得正当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道德积极性.
弗兰克认为善的问题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解决,难以解决的是恶的问题.恶是必须根除的,但又不是人力所能根除的,因而人生在世总要碰到恶.每个人要在内心用爱战胜恨,从而使自己不去为恶.但是,对于世上之恶应该怎样对待呢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不以恶抗恶”,弗兰克认为他们的用心是善良的.但他们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具体的恶的问题.如果从出发点来说,可以承认他们的原则,即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而不应抱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仇恨心理去对待恶.然而,从手段来说,却绝不可囿于善的手段、不许运用恶的手段.尽管“任何尘世的、外在的、负起罪孽重担的措施,任何暴力和强制性的控制办法都决不能从本质上克服恶,决不能从本质上、实体上消灭任何一个恶的原子”,但是当善的手段无法制止恶、限制恶时,也必须动用恶的手段.比如,一个小孩遭到强盗毒打,需要解救,在这种情况下,托尔斯泰主义者只知一味地追求道德上的纯洁,只知向强盗进行道德说教,因而在强盗面前苍白无力.弗兰克认为,这种为了保持道德的纯洁而不敢负任何道德上之罪责的做法,会流于伪善.这时说教如果不起作用,就应用强制的手段制服强盗.这种以恶制恶的做法,尽管不会产生善,也不会消灭恶,但却可以限制恶,制止恶,避免恶.
在“以恶制恶”时,人们可能受到良心的责备.甚至要负一定的道德上的罪孽责任,然而有一点却是与原有的恶根本不同的,即出发点不同:这是为了制止恶而不得不为之,这是从根本的道德原则――爱――出发的.弗兰克说:“在反对恶的斗争中,人应当遵循的是他的行为的最大效益的原则.既然他无力战胜和彻底铲除遍布世界的恶,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他就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来有效地对抗恶,并且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邻人去避免恶.换句话说,在我们对待他人,对待世界的关系上,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对他人命运负责的意识,加强我们帮助他人的意识,这才可能是衡量我们个人完美化的尺度.”由此可见,在我们维护他人和整个世界以避免恶、减轻痛苦的基督教义方面,我们对帮助他人和世界的现实效应所应负的道德责任,始终可能迫使我们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采取世俗斗争的方法,不可避免地要负起罪孽的重担.“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走上与内在的精神完美化道路有分歧的道路.在这个范围内,基督徒的职责迫使我们等不要恪守我们个人的纯洁和圣洁性,而不投入反对恶的斗争,等消极无为的罪孽会比积极反抗与恶有关的罪孽更大.”因为那种罪孽有的只是道德的假面,实际上则是“假仁假义”.在弗兰克看来,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果生活在尘世中,就不可能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这时,衡量他的行为的道德标准,就不仅是个人精神的完美化,同时还要看他的尘世生活的道德积极性.后者不仅不与前者相矛盾,而且正是前者的补充和体现.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那就是防止恶的手段之不正当的使用,甚至由手段变成目的.在总结人类社会灾难的教训之基础上,弗兰克指出,一方面要使手段严格地服从目的,防止手段的滥用,另一方面还要区分手段与目的,永远不能让手段变为目的.就前者来说,虽然可以“以恶制恶”,“以暴制暴”,但决不能无限制地使用恶的手段,无限制地使用暴力,更不能以“目的高尚”为口实而滥用恶的手段、暴力手段,使用暴力要以达到基本目的为限度.弗兰克沉痛地说,二十世纪以来,多少罪恶的行径都是假以高尚的名义进行的,好像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实际上常常只是名义上是高尚的,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的的“高尚”可以抵消一切罪过.就后者来说,将恶的手段变成目的,就是将它从相对因素变成绝对因素.弗兰克举出破坏和斗争这两种手段为例进行阐述:破坏本是服从于创造的手段,因为有时为了进行创造不得不先从事破坏,扫除了旧的才能进行新的创造.但是,破坏永远是从属的因素,它不能成为具有绝对价值的目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却说:“破坏的激情就是创造的激情”,这样,“破坏就不仅被认为是创造的手段之一,而且一般地等同于创造,或者确切地说,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于是,就可以不顾后果地大肆破坏.在高尚的名义下,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被毁于一旦,多少生灵被涂炭.在弗兰克看来,破坏一旦脱离了创造的管辖,就会像魔鬼冲出了被封住的瓶口,成为无法控制、完全的恶.至于斗争,弗兰克同样承认它在人类生活中的一定的作用.但他也同时强调斗争本身只是手段,绝不能使之成为目的.他指出,“创造的劳动和斗争,生产与军事,仍具有根本的区别,只有前者才有自身的价值并带来真正的成果,而后者只是为了前者和作为前者的证明才需要.这种相互关系适合于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无论在那里,斗争即使是必要的,也不直接是人类的生产方式,不是善,而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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