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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文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五重奏相关论文查重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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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促成了新文学的诞生.而新文学选择了现实主义作为主潮,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而且也是最适宜进行启蒙的文学,因为启蒙是面对现实的启蒙,如果文学缺乏现实的内容,启蒙就变成虚空的启蒙,不可能打动现实中的民众.现代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分别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主张.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直接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活在“人间”,感受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创造社尽管强调艺术的激情,大举浪漫主义的大旗,但在启蒙和救亡的大的语境下,他们很快就转向了革命文学.创造社的代表性人物成仿吾反省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们的美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忘记了.”{1}创造社的同仁们就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来表达他们的浪漫和激情,将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文学就因为先天性地承载着启蒙的思想任务而将自己托付给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就成为了最强音.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文学,也就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主潮.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描述当代文学史,是不是过于狭窄了,是不是就会忽略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就无法涉及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外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我们仅仅把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学流派,那么就的确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全面描述.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曾经很深刻地谈到现实主义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他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等”罗伯-格里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聚集在现实主义这面大旗下,完全不是为了共同战斗,而是为了同室操戈.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信奉者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付邻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儿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2}罗伯-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因此从考察作家的现实主义态度入手来描述文学史是有理论依据的,是能够把握到历史的脉搏的.而中国政治赋予现实主义正宗的地位,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显在的、主宰的文学意识形态,从而也造成了当代文学基本上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的事实.因此,描述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下的千姿百态,剖析这种千姿百态的成因和意义,应该是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适当方式.
大致上说,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六十年间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有高潮,有低谷,有挫折,有收获.现实主义本身由此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展.我们不妨将当代文学的六十年看成是现实主义主潮的五重奏.
一、“十七年”文学语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立
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但是,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和发展走向则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就预设好了,这就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次集结,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周扬所做的主题报告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3}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学由于始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因而文学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十七年”的确立与生长.现实主义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在解放后经历的最大的变异:从一个文学流派、一种创作方法,演变为关于文学“唯一正确和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而这个“唯一正确和科学”的方法论准确地说应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正式确认为指导“我们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和“根本方法”.周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是在这个旗帜下前进.”{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旧现实主义”有继承和发展的一面,它是新的时代精神向文学创作方法的贯注.由于这一原因,它推动了许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新的精神、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它们以高昂的格调、质朴的感情、单纯的思想和清新的生活构成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割断和摒弃了同批判现实主义的联系,因此缺乏深厚的现实主义根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高准则”,就不能不对主题和题材的选择、表现形式、个人风格加以限制.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某种既有的思想、观念等主观因素对于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要求把关于未来的完满的构想加于严峻的客观现实之上,把政治的、道德的说教加于生活的真实之上,因而它本身就存在着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产生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就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的缺陷有关.
作家们力图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创作的负面影响,理论家们则力图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由此引发了50年代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以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为代表的一批文章,结合文艺创作实际,集中阐述了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认识,批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强调在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要尊重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其中,秦兆阳的文章以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对于当时存在于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表现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分析,提出了很多批评.秦兆阳指出“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大前提”.根据这个大前提,秦兆阳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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