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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方面论文范例,与《现代》杂志的转型“现代派”文学实践终结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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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相对性和无法确定性使得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一开始就是模糊的,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对于自然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兴”姿态相比,20年代末在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能算旧事物,作为新文学的实践方法,它们在封建文化庞大的价值体系面前,仍然实施着革新的任务,并没有像西方那样被认为在现代生活面前出现表达的乏力；如果刘呐鸥所说的“新”指文学意识的新,具体到创作经验,是他所推崇的日本文坛的“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的转变,”那么,这种“新”在“革命文学”那里被推广的力度远比这个“现代派”要大的多,蒋光慈革命小说的先锋性和“革命+恋爱”模式被广泛复制的媚俗性,使“革命文学”更接近现代主义的美学面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流派的创作所体现出的“新”尝试本身,存有观念上的差异：刘呐鸥、穆时英关注的时间是“即时的、动态的,瞬间的”,强调刹那间的感觉,施蛰存则探讨人类普遍的性心理,有人的地方就有性,“人”作为存在是永恒的,性也是永恒的.他对事物的探寻指向永恒.可以说,他们对时间的体验完全不同.如果上述现象可以用“独创性”来涵盖,而个人独创性的表现又是现代主义本质精神的话,那么,只要我们读读20年代日本“新感觉”派作品,读读法国保尔穆行的小说,就会发现30年代“现代派”的“新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形式模仿（穆时英甚至有抄袭日本作品的现象）,其作品中作为上海的本土化独创性文学叙述特征并不显著,读者甚至看不出上海与东京、巴黎、伦敦这些大都市的区别；笔者以为,直到张爱玲出现,这座建立在封建废墟上的被殖民分割的大都市才有了个体性的文学表述.
30年代,《现代》杂志登载了有关“第三种人”的讨论,施蛰存、杜衡等人关于文学自由主义立场的观点浮出水面,晚年施蛰存重申这一点,“我们标举的是,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1934年,施蛰存在为《域外文人日记抄》作序时,指出文学是“个人化”的审美活动,它注重自由.他常用一个法文词Belleslettres来说明文学的含义,即纯文学的意思――一方面,它需要“精致”,另一方面,它更是“个人的”.对文学的“精致”和“个人化”的提出,可看作是施蛰存具有代表性的文艺观,至30年代,他们总算有了对文学本身的认识.这个认识指向“自由的精神”,他们坚信“只有自由主义才是文学发展的绝对而且唯一的保障”,但这个观念不仅是“现代派”或者“海派”,同时还是“京派”或者其他非左翼作家共同的文学理想,把自由主义文学观作为连接“现代派”甚至是“海派”作家的纽带,笔者认为这似乎仍体现不出独特性.
笔者以为是都市现代生活的共同体验方式而不是对文学的共同认识把这个小团体组合在一起,呈现出流派性.
歌德说,文学创作首先让人看到的是生活价值,而不是别的.“文学创作的对象不是为认识着的精神而存在的现实,而是出现在生活覆盖层中的我的自身和诸事物的性质与状态.”歌德本人的生活经历给予了他非凡的创作能量.对于生活体验,他这样描述：“在生活中,我的自身于我是已存在于其环境中的,是我的生存的感觉,是同我周围的人和物的一种关系和态度；我周围的人和物对我施加压力或者供给我力量和生活之乐,向我提出要求,在我的存在中占有‘一个空间’每―事物和每一个人就这样从我的生活覆盖层中接受―种自己的力和色彩.”歌德强调了自我生存的感觉、与周围的关系和态度是最生动的文学经验.可以说,30年代,“现代派”作家对于自身“与生活本身的关联”这一感觉要大于同时代其他作家.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确立,1928年以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现代性特征更加明显,即人是主体,社会发展诸指标围绕人的发展而形成.在上海,她更具有了波德莱尔所说的“大城市风光”,充满“风尚、道德、情欲”,充满短暂、瞬时和不确定的现代性之美,物质主义、声色犬马等都会生活方式呈现异常活力,正如西方新艺术诞生于现代生活场景中一样,新文学创新也需要在这一“现代生活”的独特兴趣与体验中发生.施蛰存老人回忆过这个小团体二三十年代的生活,“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个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早晨――穆时英是没有早晨的．他常常几乎是在临近中午时分,才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出门,去北四川路附近的一家俄国人餐馆吃西餐,他喜爱面包、牛油和罗宋汤.下午,坐在书桌前,一面吸着一种名叫CRAVEN‘A’的烟．一面用钢笔尖蘸着墨水.在稿子上倾泄他的新感觉文字,直到夕阳西下.”几乎每晚穆时英都泡在“月宫”舞厅,他的舞姿优美,常常是舞场里跳得最好的.后来竟爱上一个广东舞女,并和她结了婚.刘呐鸥财大气粗,生活挥霍,在他的1927年日记里,我们不仅看到他经常和朋友们切磋舞技,而且常有逛妓院和订做时装的记载,同样是咖啡馆,在左翼作家那里,常常是展开革命活动的掩护地,他们在此接头、开会、宣读组织章程,咖啡馆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政治隐喻.而在“现代派”作家那里,咖啡馆就是谈情说爱、朋友聚会的约会地,它们体现了咖啡馆最原始的消费特征.这些文学青年从不掩饰欲望,热衷于纯粹的享乐与表达,写作也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表现.但是,正如波亚士所说：“现代生活最大困难便是由理想的冲突表现出来,如个人主义反对社会化,国家主义反对国际主义,生活的享受反对效率,唯理主义反对情感主义,和传统反对事实的逻辑等”这些文学青年在享受都会生活巨大魅力的同时,也被迫承受着现代生活的重重矛盾,比如,他们是作家,是知识分子,同时又是无业青年；他们为理想而写作,却又像商人一样等着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换回同等价值的金钱,生产是为了下一次交换；他们崇尚自由的文学,却又不可选择地落入政治泥沼；在贫穷与拥有、文学与商品、自由与专制,个性与媚俗之间,他们带着焦虑沉浸在现代生活的享受中.表面上,他们是物质世界的主体,而当面对精于算计、你死我活的都会商业本质时,他们就成了附庸,甚至是牺牲品.现代书局倒闭,《现代》杂志转型,这个文学团体就丧失了实施文学体验的资本主体,这是大都会文学商业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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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上海都会现代生活中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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