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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方面论文范例,与《现代》杂志的转型“现代派”文学实践终结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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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互相影响也是动态的,杂志的诞生、死亡、成长,这其中的改版和重新定位读者群,都是因为其中存在大量的变化因素.社会在变,杂志也必须变.1935年的社会生活与民众心态与杂志创刊时的1932年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抗战总爆发的前两年,又是“淞沪战争”之后的第三年,一方面在经济危机中渐渐复苏的西方列强加快在中国的殖民进程,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一二八”惨案之后,继续在文化、教育和经济上实行变本加厉的侵略,为全面侵华一步一步做着准备；另一方面,是来自国人的“抗日卫国”民主情绪的愈加激烈,自卫守土的抵抗行动从未歇止；国族意识的自觉,使民族的政治概念和国家的领土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人们希望更深刻冷静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认识它在世界中的处境.“眼下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它的存在本身和国际社会有了密切联系,它一方面和世界其他民族共同享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一方面也在不断被列强瓜分和侵害着,后一种自我审视充满了丧失主权性的民族耻辱和压力,但是非常必要,这是认识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30年代来自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关于被入侵（特别是日本的侵略）的叙述,成为整个民族话语叙述结构中必须的特殊诉求.正是在这种诉求之下,1934-1935年的杂志年中出现了这种情况：综合文化刊物成为占有重要位置的刊物,它在三百种出版刊物中占四分之一.综合杂志对国际问题、社会重大事件、专门研究的统一组织,形成相对明确的目标（这常常被称作为杂志的个性）,满足了当时市民的“关注”需要,他们可以在富有综合价值的文本中发现关注自身和家国的意义.
如果说,纯文艺的《现代》杂志是文学作品及相关信息的集合,它主要满足文艺青年对文学的热爱,在小说、诗歌、散文这些虚构文本的多义性、含糊性和不完整性中进行个人化的理解（或者重新建构）,杂志引导读者完成的是一种个人主义文学欣赏的行为,杂志所张扬的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那么,改版后的现代杂志所提供的文本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对于这本综合文化杂志,主编在“革新的话”中说：“有三点为爱护本志的读者诸君告.（一）我们考察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二）我们论述的态度用批判的态度：（三）我们写作的手法用通俗的表达法.”基于这三个出发点,杂志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文学的论述是在介绍的基础上分析归纳,这样的文本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是纪实性的,文本相对封闭,阅读的个人体验减弱,阅读过程趋于文本所暗示的统一指向.这样,读者的阅读活动就会因信息和规范的“压力”成为一种从众活动,如果这时杂志文本情感的指向或价值判断恰好符合受众的需要,那么,一种集体主义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方式就容易形成.《从法意妥协到伦敦协定》、《英日斗争下的星罗》、《德国宣布重整军队以后的欧洲》等文叙述了各国列强加紧殖民扩张和军事准备的过程,唯明在《德国宣布重整军队以后的欧洲》中指出：“今后的欧洲,一切政治都将向着战争的前途迈进,军备竞赛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秘密的军事同盟将代替过去一切公开的会议外交.等我们要记着：整个的欧洲,正向着战争的前途迈进.”作者在1935年的这一预见和中国所经历的现实相吻合,对受众起到警示作用；《现阶段的世界经济恐慌的特性》、《1934年中国对外贸易之检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日趋尖锐的货币战争》、《中国农村复兴与中日经济技术合作》等文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混乱性及其经济危机给产业工人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危害,对中国来说,西方诸国拼命在中国市场上倾销剩余产品,促使各国加高关税壁垒,使中国的出口商品额缩小,而西方资本的强行进入中国市场,又扩大了他们的企业规模,使中国的民族产业无法生存.这其中,日本推行的所谓“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伤害尤其严重,他们利用中国的土地资源引进自己的资本和棉花种植技术,商品远销欧美,为自己创造财富,又把大量次品转销中国市场,这样,中国的棉花生产就面临崩溃的危机,中国农业也走向更彻底的殖民地农业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事实性叙述中,作者渗透了批判的态度,这就使文本的现实性成为对阅读活动中民族主体意识的自觉引导,杂志对通俗性的强调又容易调动集体情感和转换为大众召唤,于是,这一社会科学文本就成为以塑造反殖民、反侵略为意识形态共同性的重要的物质材料.
对于改版以后的《现代》杂志来说,现代性的持续并没有中断,正如“革新的话”里所说：“我们要认识现代,应该了解现代的一切文化”,同时,“我们不能把历史和现代的社会隔断了来看,别一方面,现代的社会要统合了整个世界来观察.”“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与此相关的文化整体叙述,这个整体中任何一个领域或环节的实践性突变,都会导致观念、思想的变革.纯文艺杂志的《现代》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视野中的世界文学关照,承续了新文学以来的“西方情节”和个人主义思想培育,而综合文化杂志的《现代》呈现的是西方世界中的“中国现实”,唤起的是民族主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过渡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思想发展的需要.
三、“现代派”文学实践的终结
30年代活跃于上海滩的“现代派”,施蛰存先生又把它叫做《现代》派.他们通过《现代》杂志这个商业空间发布作品,为自己制造名声,赢得市场的认同,并且在此展开关于上海这一大都市的个体主义文学想像.但这样一个有文学创作经验和生产经验且有相对固定人员组合的“现代派”,却因商业化杂志的利益纠纷停止了文学实验,以后再也没有集结阵地,发表创作；事实上在此之后,他们各奔东西,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不能不给人一些遗憾,同时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个文学流派自身的文学观和生命力问题.
在对这个流派的创作和作家言论的阅读中,笔者发现,虽然在文学史书写中,研究者常从流派的角度来组合这个群体,可事实上,他们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标准,在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杜衡等人的言论中,很少有涉及对文学本体认识的统一论述,刘呐鸥从日本回到上海之后,一方面推崇唯物主义文艺理论家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一方面喜爱描写大都会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他们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个别的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差异.”如果说“推陈出新”是把他们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那么,“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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