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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杂志以及一些文学丛书和书籍14.除此之外,官方也发起了几个艺术和文化协会,比如1950年成立的、很有影响的,也以张道藩任主席的中国文艺协会,再比如195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和1957年成立的中国妇女写作协会.这些协会虽然不是国家的,但是因为其享有国民党政府经费而被视为亲政府的机构.早在1949年11月在孙陵主编的《新生报》副刊上就打出了“反共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作为“反共复国”的补充而受到文艺机构的大力宣传和通力合作.特别是蒋介石宣传的“战斗文艺”的口号更清楚地使文艺变成了政治工具15,政治措施相应地得到了法律的充实.

1952年和1958年实施的出版法对文学出版有很大影响,因为这时所有手稿都必须交官方审查.出版法确保了国家控制文学的重要条件.此外,以戒严法的名义在50年代还制定了很多指导出版事业的法律条款,首先是让书禁合法化的法律条文16.在被称作“白色恐怖”时期的日子里,僵硬的文化政策跟同样强硬的审查政策遥相呼应.审查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共匪”文学.在1951年到1952年期间,图书遭禁之时没提到任何法律上的依据.1952年以后被查禁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以出版法或戒严法为依据的.特别是所谓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一再为审查机关的行动提供“法律”基础17.在以后的《查禁图书目录》上图书总是根据“办法”的第2条第3款和第6款遭查禁的,因为它们是“为共匪宣传者”或“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的作品18.在此被称作“共匪”的人不只是指那些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人,而且指1949年没有离开大陆的人或者会被大陆拉拢的人.违反了出版法就等于违反了第39条的第3款,特别是“触犯或煽动他人触犯亵渎祀典罪或妨害风化罪”19.国民党政府审查政策的重点是民国时期的文学,有上百个书目在1951年至1977年遭到查禁.众多的一般性法律条款给当局的独断专行提供了广泛的回旋余地,以使所有出于政治或道德动机而作出的审查决定合法化.台湾作家也成了审查当局的牺牲品,或者因为各式各样的追踪迫害被国民党的专制通过牢房和镇压封住了口20.

3.50年代的出版情况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结局就跟政治和法律性规定的严格限制一样使50年代台湾的文学出版事业举步艰难.台湾出版事业的总景象不得不重新开创.国民党公营出版优先决定出版什么,个体出版和民营出版的能力虽然迅速成长,但在数量上还不值一提;同样,那些出于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困难而没能象在大陆那样产生影响而不得不逐渐重新组建的大陆出版社的作用也很有限21.1952年到1960年间总出版量为12981种册,只占1960年度总出版量将近五万种册的20%.50年代期间出版社的数量从1953年的138家增加到1960年的587家22.、在文学方面很有影响并在图书出版上起过显著作用的出版社有:文艺创作出版社、重光出版社、新创作出版社、文坛社等等.同样,香港的出版社如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等,或者出版中文文学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对台湾文学发展的影响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文学出版物的大部分是大陆作品的重印,特别是启明书局、新陆书局,也包括从大陆来的出版社,如台湾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即以此而出名.文学翻译出版方面,要数世界书局、新兴书局、启明书局等等尤其积极活跃.

一个特殊的出版景象对台湾50年代的文学出版有很大影响,这个景象由国民党经办或亲国民党的出版社、大陆出版社、报刊杂志的出版能力、作者自任编辑以及作者自费出版等组成.在文学方面,属于国民党经办或亲国民党的出版社除了由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创作出版社以外,要数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其昀创办的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影响最大.这些出版社因为有优厚的经费而出版了大量的政治性读物,不过也还是有文学读物--特别是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以及一系列文学杂志.

根据国家规定从大陆来的出版社1950年都重新登记注了册并开始正常经营,它们很快就跃升为台湾出版界的重要生力军.象世界书局、台湾开明书店、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大陆来的出版社通过再版那些在大陆已经出版发行的读物,比如古典作品、外国文学译本和有限的现代文学作品等而很快得到了巩固,它们比那些在台湾新建立的出版社明显占优势.当然,大陆来的出版社在开创阶段也有过许多必须奋力去战胜的困难,因为它们在大陆所占有的丰厚资金、先进的技术装备、训练有素的人才以及有效的社会关系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台湾都不得不重新开创.

正如自20年代以来的那样,在50年代那些原本为经销文学杂志所建立的出版社在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如由小说家穆中南于1952年创建的中国文坛出版社(也叫文坛社),或比如由萧孟能于1957年创建的、在60年代产生过特殊影响的文星书店23.同样,各种文学组织和社团,特别是诗社,如1954起由诗人覃子豪主持、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蓝星诗社,1956年由诗人纪弦发起的现代诗社和由诗人洛夫创始的创世纪诗社等,它们作为发行诗集和个人诗选的出版者在50年代非常活跃24.

以上所列举的出版社名单显示了台湾50年代文学出版景象的另一个现象,那就是有很多作家同时也是发行人.除此之外,要数由陈纪滢主持的重光文艺出版社和由王蓝创建的红蓝出版社比较有影响25.要是仔细观察这些无一例外涉及大陆作家的发展经历,便可以断定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在大陆时就已经是既当作家,又当发行人、编辑或出版社主持.其中有很多在台湾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将他们在大陆所拥有的坚持了下去.很多这样的文学人士把创建自己的出版社视作保证自我存在和出版自身作品的唯一途径.在文学和新闻媒体界,同事之间出于共同的经验和生活经历而肯定给予互相的支持和帮助.这个社会关系网--社会的和无形的资本--给他们提供了比他们的台湾同事好得多的出版条件.不少的作家最终自费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如彭歌,墨人及很多诗人26.

四、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只有“反共文学”

观察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集,可以得到有关图书的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启示,因为为这些选集特选的小说一般来说是能代表本时代的文学观的.除此之外,这样的选集比一个作家的单行本或短篇选集一般更被普通个体读者、也被专业及学术性文学评论家广泛接纳.因此他们对文学的经典化有重大影响27.由隐地和郑明NE62主编的《短篇小说选集编目近二十年》列下了所有自1950年至1974年间出版的所有书名及目录28.在50年代(从1951年至1960年)一共出版了59本短篇集,其中37本集子产生于台湾的出版社,22本集子-占三分之一强产生于香港的出版社29.这些集子收集了包括四百多个作家的八百多个短篇小说.作品印数最多的作家有郭良蕙、彭歌、张漱菡、郭嗣汾、师范、王蓝和马各.这些作家都是1949年迁来台湾的大陆作家,他们要么是畅销书作家,如女作家郭良蕙和张漱菡,要么就是著名的、很有影响的编辑,如彭歌、马各和师范或著名的出版家,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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