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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评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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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理论思维的客观节制相得益彰,论证细密扎实而能见其大,也都是《语言》突出的优点.当然,作为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在诸多优长之外,《语言》也存在一些未臻完善之处,人们尽可对它的具体得失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该书所体现的学术研究新思路和治学风格,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在这里,同为青年学人而颇受启发的我也想对此略谈一二感想.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研究陷入某种危机与困境可谓由来已久,而迄今并无根本改善的迹象.不少研究者枯守各自的地盘,面临无题可选、无“新”可“创”的尴尬局面.《语言》一书的出现当然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它所使用的“跨学科的史料发掘”却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④在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不能不说与史料意识的划地自限、史料工作的停滞不前有直接的关系,而破除学科之间的界限,扩张史料搜集的范围,或许正是一剂对症良药.跨学科史料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文学史研究的本质的还原.作为专门史的文学史研究,本身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学科为了建制的需要可以人为划分,而史料则无需区别对待.只要有利于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任何史料均可以加以应用.因此,将原属教育史、宗教史、政治史、语言文字史的材料合而用之,便非但不是擅自越界,反而是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在史学研究界,这种对学科界限的穿越已屡见不鲜,远之有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近之则有国内外兴起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都堪为典型.时至今日,随着学科互动的增加,文学史研究再将史料的搜集限制在纯粹“文学”的范畴,似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当然,文学史研究自有其特点,其史料自然当以文本为根基,但如能开放手脚,广寻他证,不仅治史的视域将大大放宽,治学境界也自当不同.就方法论层面而言,《语言》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建立在坚实史料发现与勤苦工作基础上,确实能够有助于现代文学研究取得突破的跨学科研究.它对宗教史、教育史、语言史等多种学科史料的大量使用,甚至会使读者怀疑这是一本文化史而非文学史的著作.对此人们当然可以以“驳杂”批评之,但它的贡献不正在于以这史料的丰沛“驳杂”、曲折互证,使我们获得了此前未有的对语言运动、现代文学、语文教育之间多重关系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历史多面相的综合认识吗史家李济曾经一再强调历史研究要获得“整个的知识”,也就是要打破旧史学只在文字材料中兜圈子的“内循环式”研究范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材料认识历史⑤.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也许只有告别那种固步自封的“纯文学理念”,自觉地穿越学科之间的藩篱,方能造就一种博洽宏观的学术视野,从而获得关于文学的“整个的知识”.

另一更深层次的启发或者说感想,涉及到青年文学史研究者如何建立自己的历史感,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感受.艾略特曾谈到：“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意识是绝不可少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等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⑥其实何尝是写诗,任何一项真正严肃的人文科学研究工作,不都是需要几分历史意识吗但可能因为这“历史意识”太过平常了吧,人们反而常常忽略了它.就《语言》所讨论的问题而言,现代汉语的形成当然与百年来西潮的激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把握必须成为西方理论的牺牲品.相反,正如《语言》所显示的那样,即便是研究与西方影响关系紧密的现代性问题,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历史的、朴素的、本土化的方式进入,进行一种简明然而有力的“在地”研究,通过原生态历史事件和细节的平实叙述,通过对历史人物和现象的同情与理解,使我们置身于生动的中国语言变迁的历史情境,获得对现代文学语言问题既是“中国的”也是“历史的”理解,从而

现代文学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不至于使我们对本民族历史的言说变成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附庸.我以为,这正是在理论泛滥的时代青年研究者建立自身历史感的有效方法.就此而言,《语言》实际上提示了一条青年文学史研究者如何处理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民族历史命题的新路――也许可以称之为“在地的文学史研究”.它应该既有面向世界敞开的阔大胸怀,也有自己独立的阅读和思考；既能借鉴吸收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也能珍视源自本土的切身体验,特别是应该以自身对民族历史的深入阅读和体会为基础,强化自身的问题意识而不至于陷入别人的话语场而不能自拔.生发开去,我们甚或可以说,《语言》所体现的学术风格对于青年一代学者在全球化的狂潮之下深根固本,恢复对民族历史的自主感知和分析能力,重建对中国学术传统的本土认同,从而找到孜孜以求的学术原创性,获得更坚韧而长久的学术生命力,都有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是宣示一个结论或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思考和出发的起点,而这或许正是它最大的贡献.

①解志熙：《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序》,《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②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51页.

③参见刘皓明：《圣书与中国新诗》,《读书》2005年第4期；江弱水：《〈圣经〉、官话与“引车卖浆者流”》,《读书》2005年第11期；刘皓明：《从字说到灵――对江弱水先生批评的答复》,《读书》2006年第12期等.

④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⑤转引自王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0页.

⑥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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