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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文学论文范文集,与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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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4;在的问题,发表评论和意见.摘 要：斯皮瓦克所倡导的政治化的新型比较文学范式并不适合欧洲比较文学.对欧洲学者来说,核心问题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翻译研究在过去30多年以对比为核心,未能取得理想的成就.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看作是学科,而是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的方法.翻译是促进文学史中信息流形成的关键方法,任何比较文学的研究都需把翻译史置于中心位置.传统的比较文学观念束缚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其症结在于过分的规定性,因此,比较文学的出路在于放弃使用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对象,凸显读者的作用,对阅读过程本身进行比较,聚焦于对文学本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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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比较文学观念；翻译研究；经典观；跨文化阅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8)04―001―9
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在与比较文学较劲.“较劲”是我有意使用的一个词.要认清比较文学的观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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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比较文学需要“颠覆和摧毁”强势文化对新独立文化的挪用(Spivak2003:100),换句话说,它需要超越西方文学和西方社会,在星球化语境中重置自身.根据文学主题、文学运动、文类,不同时期、时代精神和观念史,跨国界来阅读文学,比较文学的这种最初想法已经过时,需要依照新独立文化中的书写来对此重新思考.因此,这是―个政治化的比较文学维度.斯皮瓦克反对全球化而提出了星球化的观点,她认为全球化强迫人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和无处不在的交换体系.与之相对的是,斯皮瓦克提出想象的星球化,是星球内的前资本主义文化,它不受由国际商业所决定的全球交换流的控制.
斯皮瓦克的观点很具个性,也很激进,从她的贱民观和对贱民的研究来看也是合理的.这种理论源自她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由该历史所决定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由巴西作家和理论家所提出的食人主义理论的另一个版本.食人主义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食人主义运动.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OswalddeAndrade)构想出了一个宣言,来解释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在同一个国家疆域内,既要重估巴西与欧洲的关系,却又似乎并存着现代性和史前性.埃尔莎维埃拉(ElsaVieira)很好地总结了安德拉德的食人主义理论的意义,作家与源头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源头的关系,就像食人者为了摄取被俘者的知识和德行,仅吞食那些被认为最尊贵的、最值得珍视的被俘者：
《宣言》中指出,要吞食莎士比亚、复兴哈姆雷特的两难选择,食人主义同化观既是一个计划,也是一种实践：它非但不拒斥外来的输入,而且要吸收、转化,使食人主义和对话原则紧密相连.显而易见,安德拉德的对话观对巴西来说是有政治意义的,对单一意义的拒斥意味着坚持巴西的多声音和多元文化空间,最终从精神的殖民中得到解放.
至关紧要的是,与早期的模式不同,它提出多声音或复调主张.早期模式是由主张单一意义的殖民强权来推动的.现在可以听到其它的声音,而非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声音.复调观是后殖民思想的核心.
当然,后殖民语境中此种观念值得称道,特别适于巴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就像斯皮瓦克的主张对那些从其它地方来研究北半球的伟大文学传统那样有效.然而对我们这些以此传统为出发点的学者来说,这样的范式没有任何的帮助.对欧洲的学者来说,问题依然是探索比较文学的新方向.这些学者学术的形成深受希腊、拉丁经典的影响,圣经、日耳曼史诗、但丁、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卢梭、伏尔泰、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后浪漫主义、19和20世纪的小说家等无不彤响着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或借用、或翻译、或剽窃、或强占经典而创作的作品,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阻挡地贯穿到今天任何人的书写意识中.
19世纪早期,比较文学的源起就表现出各种文学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和新兴的民族文学观.要尝试定义比较文学就得关注民族或语言的边界问题.当时认为要想使研究的主题可信,比较行为必须基于差异：文本、作家或文学运动的比较最好是跨越语言边界,这种观念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我的导师还告诉我同一语言内的作家不可对其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因完全忽略文化语境的差异,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认为是相同的.也是在70年代,渥雷索因卡(WoleSoyinka)作为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无法在英语系做讲座,因为非洲文学还未得到认可,他被迫在社会人类学的庇护下来讲学.伟大的欧洲传统所带来的沉闷负担,引发了后殖民学者猛烈的反抗,这不足为奇.
过去的30年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后殖民以及其它理论对经典现状的挑战,其影响是相当大的.然而,今天有必要再次审视我们的经典观,尤其是要审视西方的奠基性文本进入到其它文学的途径――以各种新奇的方法对西方经典的翻译、模仿与改写,如自然主义对印度南部文学的影响,圣卢西亚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科特(DerekWalcott)对荷马以及史诗传统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中国当前繁荣的翻译.比较文学需要着手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关注经典和奠基性文本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作用和地位,它们似乎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那些对自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感到紧张的一代,学者对其的评价要低得多.
对斯皮瓦克和南半球的学者而言,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确实政治化了.然而,我认为对欧洲学者来说,核心问题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整个欧洲,为了适应那些无能力阅读近代早期以前文本的这一代学生,我们改写了学术课程,也在彻底地再评价文学知识的构成.古典语言的消失,紧接着是中世纪语言的消失,关注的重点逐渐落在16世纪以后的文学.这无疑会影响我们怎样思考文学史,怎样追溯不同主题、形式和文类在不同时期的消亡与新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似乎重新燃起了人们对古代世界的兴趣,特别是一些当代作家对古典希腊戏剧的关注,这种文学现象涉及改写和翻译.
1993年我出版了一本比较文学的书,我认为该学科处于死亡的阵痛之中.这个看法是基于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的辩论,认为比较文学继承了19世纪实证主义的传统,而没有考虑跨文化转换过程中的政治含义.在西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学科的衰落,而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比较文学,或贴上了其它标签,却一派欣欣向荣.我认为它或许该是一个更加自信的学科――新兴的翻译研究学科占据舞台中央,“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跨文化研究全面地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看作主要的学科,而将比较文学视为一个有价值但次要的研究领域.”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具有煽动性的声明,一是要宣布比较文学的死亡,一是想提升翻译研究的形象.今天,反观那个主张,看来基本上是错误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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