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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写方面有关论文范文资料,与不屈为至贵的吴祖光相关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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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祖光搭伙之谊

在我认识及相交的芸芸老作家之中,吴祖光是人格最统一、个性最鲜明的作家之一.

1983年秋,我与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陈映真、七等生为同一届的“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TheUniversityofIowa,简称IWP)邀请的华人作家.

除了七等生较落群外,我们几个华人作家加上来自南韩的许世旭夫妇,三个月下来,相处得融洽无间.

我们一干人与IWP的三十多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家,都被安排住在五月花公寓(MayFlowerHouse).我与吴祖光是毗邻,共享一个厨房.

IWP每月发放一笔钱给每位作家,作为作家们的膳食等之用.

IWP每周有专车接送作家到大型超市买菜及日常用品.换言之,每位作家都要自己举炊.

外国作家及其他作家大都可以应付裕如.但是,来自内地作家,特别是男性作家大都没有入过厨房,所以不少内地作家大都是夫妇档――携同夫人一起来,由夫人打点一切.

吴祖光夫人新凤霞在“文革”期间因失医致瘫痪不能同来,我便兼负照料吴祖光起居饮食之责.

我与吴祖光分工合作,吴祖光建议由他去超市买菜,我则负责举炊.

那个时候,我除了参加IWP活动,还在爱荷华大学兼修语言课,中午来不及返寓所.

我于每天前一个晚上,除了做当天的晚饭,还给吴祖光多做一份翌天的午饭.

吴祖光是一个慷慨大度的人,每趟到超市,都购买了大包小包的蔬果、肉类,应有尽有,塞满雪柜,我则施展浑身解数,每顿饭都做出两菜一汤或三菜一汤.吴祖光满意极了,逢人便称赞,临别还写了一首“报恩诗”赠我.

IWP主持人聂华苓与夫婿保罗安格尔(PaulEngle)定期举行会餐,我与吴祖光每次都捎上两三个菜,不外是闽南炒米粉、豉油鸡或加一个卤水蛋、卤肉.

除了陈映真的酒鸡、红烧蹄膀,我的烹饪水平,也薄有名气.

吴祖光对烹饪也不是一窍不通的.他说他当年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时,学到一门手艺,就是腌制泡菜.

他某次购了一棵大白菜,把大白菜洗涤后,滤干、切段,再混入盐巴、白糖、辣椒,放在一个大玻璃瓶子里,然后倒进洗米水,浸满大白菜,密封,置放在阴暗处.

一周后,拔开封盖,已是一瓶美味诱人的泡菜.每顿饭,吴祖光都用长匙从瓶里掬出一小碟泡菜,用来佐饭特别醒胃.

吴祖光以洗米水代替醋,土法腌制泡菜,连来自韩国的诗人许世旭伉俪也啧啧称奇.

吴祖光感喟,在北大荒劳改的年代,食物匮乏,个个家徒四壁,人人都在挖空心思弄点吃食以填辘辘饥肠!

吴祖光为人疏爽大方,古道热肠,广结善缘,而且生性耿直,敢言敢说,参加IWP的作家都十分喜欢他.

某日,遐迩海内外的密宗林云大师到访.聂华苓召集华人作家到她家一叙.

在与林云大师的交谈中,聂华苓忽发奇想,她要林云大师观察我们几个作家的外表,并以一句话来形容各人的性格.

林云大师环顾各人一眼,便作出以下的结论:

他说,如果让吴祖光请朋友吃饭,他袋中有一百元,以他的性格,他的花费度,往往超出一百元,不敷之数,哪怕是回家取钱还是向朋友借贷,他都在所不惜.

轮到我,林云大师说,我袋中如果有一百元,会老老实实地告诉朋友,说我只有一百元,就以一百元用度为准.

还有其他作家,有的袋中有一百元,说是袋中只有五十元;有的袋中有一百元,说是只能花五十元,留五十元以防其他必时之需.

林云大师说对吴祖光的性格,可谓一语中的,他对朋友端的是推心置腹,两肋插刀,尽显其柔情侠气和豪爽性格.

吴祖光快人快语,他去了一遭美国后,人家问他去美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答得直截:“中国只有一个雷锋,美国到处都是雷锋.”他说,在美国助人才真正是快乐之本.美国人见到陌生人大都会主动打招呼、问好,见到路有不平便会拔刀相助,与雷锋一样从不留下姓名.在美国,这种助人精神,已蔚成社会风气,当然,吴祖光所说的,更多的是他身处美国中部爱荷华城的体验.

爱荷华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人口只有五万,少了一份大都会的商业味,多了一份小镇的人情味,民风淳朴,人与人的关系很融洽.

吴祖光天生乐天派,他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开朗的心情,整天价乐呵呵,我在美国与他相处三个月,从未见过他愁眉苦脸.

他说,他有一班朋友已足够了,其他什么也不重要.换作别人,历经政治暴风雨的摧折,晚年还遭受到退党处分,早已苦兮兮地既怨天又怨地.

1983年秋,笔者与吴祖光一起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吴祖光买菜,我煮饭,三个月下来,合作无间,临别他题赠我一首“报恩诗”.“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典出隋朝王通的名句:“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于人谓之富”,很能启迪人心.

他也有不忿,不平则鸣,天不怕地不怕,贵在不自艾自怨.文采风流的白面书生

与吴祖光交往,是一桩再愉快不过的事.

因他成名得早,著作等身,从国人论资排辈的习俗中,他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当年毛头小子的我,对他可说是仰之弥高.但在与他的交往中,他从不摆长辈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加上他心态年轻,竟与我称兄道弟起来.

每次我到北京或他来香港,哪怕是他再忙碌也要约同私下一叙.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暌违二十多年的他,第一次应邀到香港,颇为轰动,因他不少戏剧都在香港演出过,他还在香港拍过多部电影如《春风秋雨》、《莫负青春》等,知名度很高.他甫到机场,记者已把他团团包围,要在候机楼开记者招待会.相信他也知道有此一着,事先已通知我到机场接他.一旦记者招待会完了后,突围而出,立即要我带他开溜.他在酒店安顿下来后,蓦地要到我的家看看,我真有点受宠若惊.

吴祖光个子不高,苍苍白发衬着一张娃娃脸,鹤发红颜,八十多岁的人,一点老态也没有,有点像金庸武侠小说笔下的周伯通.

有一次与他聊起,他说很欣赏周伯通的性格,他本人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虽然他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吴瀛是故宫创办人、著名收藏家、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张群的朋友,却有周伯通那一份天真和通透.

吴祖光在大陆“反右”、“文革”都备受打压,尚幸他禀性乐天,熬过了政治斗争的风雨.1978年吴祖光复出后,创作力炽旺,新剧本纷纷出笼,在一年间,他连续发表了三个京剧本:《凤求凰》、《三打陶三春》和《红娘子》,虽是历史题材和传统形式,但吴祖光以新颖的艺术手法,赋予旧剧鲜奇的生命力.三个京剧本曾在我当编辑的《海洋文艺》发表,口碑很好.

吴祖光早年便有“神童”之称.过去,有些书本都提到“神童”这一点,并且把它说成曹禺对他的称谓.曾就关于这一称号探询过,承吴祖光先生的解释,其始末是这样的:

关于“神童”的绰号本来不值一提,但开始这样叫的却是夏衍先生,那是1942年我写了《风雪夜归人》剧本时,夏衍刚从桂林到重庆来,看了我的手稿之后,大概是对别人这样说了一句,后来就传开了.那年我已经二十五岁,实在不能算“童”了.

由上面这段话可知,第一个称吴祖光为“神童”的不是曹禺,而是夏衍.然而第一个赏识吴祖光的人非曹禺莫属了.1937年吴祖光才二十岁,便写出了话剧《凤凰城》,曹禺看了大加赞赏,并为之荐引.

曹禺是吴祖光的伯乐.曹禺曾这样描述年轻的吴祖光,“我认识祖光大约在1937年,在南京剧校,我们同在那里教书.他只有二十岁,他在那里教国文,很得学校同学的爱戴.我初见他时,他像是一位白面书生,不大说话,而自然有一种翩翩然的风度.”又说,“等但我相当羡慕他,他有一手好文章,无论写什么,他可以洋洋洒洒写下去,毫不困难,还有那一手聪明的毛笔字.这都会使人有深刻的印象.”

《凤凰城》因是吴祖光的处女作,有欠圆熟,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曾指出:“吴祖光的第一个剧本《凤凰城》,是写一个英雄人物游击队领袖苗可秀的故事的.剧中偶然性的穿插太多了,运用了许多旧剧的手法,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

尽管这样,吴祖光在这个时候已显露其在戏剧创作上的才华了.而《凤凰城》在抗战期间却是在前线后方上演次数最多的一个剧本.

曹禺并没有看错人,在抗战期间,吴祖光很快表现出洋溢的才华.他的文采风流开始在这时期崭露头角,他的剧作,如《风雪夜归人》、《正气歌》、《嫦娥奔月》、《捉鬼记》等等都受到好评,其中《捉鬼记》在嬉笑怒骂之中,对时弊有入木三分的针砭,令人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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