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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相关论文范文,与中国藏书家如何购买书籍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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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藏书家到哪里、如何购买书籍在许多宋、元、明藏书家那里这个问题难有满意的答案.从12世纪的郑樵到18世纪的孙从添,他们更愿意强调买书的各种障碍,尤其是在晚明.至少从清以前的零散史料来看,选择似乎很少.试想一下没有经验的普通读者试图自己决定去找什么样的书所面临的困难.他们手头会有几种有数的珍贵的入门书可用.至少从11世纪中期开始书商编纂的图书目录就已存在,但直到明末,我们很难知道它们是否被频繁使用,以及以何种方式使用、被谁使用.其他书籍目录,特别是那些正史中的目录,有助于学者们发现书籍.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史本身直到16世纪末还很难找到.理论上,私家藏书目录会有所帮助,但就算它们出版了,一般也是在编纂好了很久之后.在目前所知宋代编纂的33种私家目录中,只有4种留存下来,并且都不是在宋代出版的.再者,明代编纂的私家藏书目录不下167种,但只有48种留存至今,而且只有极少印于明代.最完备的宋代私家目录直到1610年才首次印刷,已经是在它编成3个半世纪之后.同样,最完备的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其主要价值在于明本的收藏――是以不完整的抄本形式少量流传的,直到帝制中国完结后的1913年才首次印刷.但是,即便这些目录比较容易获得,这些目录以及更短一些的书目里除了书名、作者和卷数外,很少有别的内容.结果,它们只对在充斥残本和伪本的市场上淘书的人有点用处.
书贩、租书铺
这样对中国读者来说得到书籍的途径最有可能来自商业:书贩、租书铺,以及书摊和书店,它们各自都有很长的历史.对于书贩们的活动,很遗憾我们所知甚少,我们对他们与书坊或书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知道得更少.有一条13世纪的史料,是关于驾船往来于江南杭州、湖州和秀州等地城乡的书贩的.书贩们在卖了几个月的书后――这些书主要以女性读者为对象,回来时包袱里的书仍是满满的,利润极少:“舟不减轻,橐不增重,蠹饱而人饥.”到元代,这种“书船”常常出自江南湖州府.除了船舶生产、藏书家和图书出版,该府还以拥有大量书商闻名,这些书商用船将书发往整个江南地区的藏书之家,此外该府还以工匠闻名,这些工匠不仅在湖州,也在其他地方从事书籍生产.
可以想见,一些定期到同一个地方做生意的书贩会为一些老顾客开设短期的租书铺.他们在大城镇安顿下来后,这些租书铺可能会成为书摊和书铺经营的一种业务.关于租书铺的第一条文字材料,说到约1370年在苏州府附郭县常熟开设的一个书摊,以低廉的价格向各种年龄的顾客出租新旧书籍.这种租书铺可能在很多个世纪以前已经出现,有可能早至后汉(22~220),那时在洛阳出现了现存第一条关于集市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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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文人读者来说,这些书摊很少能提供什么有趣的读物.这些书摊的书是些面向非文人读者的简单通俗读物,倾向于出租语言浅显易懂的蒙学读物、道德说教故事、小说、历史演义,以及在15世纪被称为“俚俗驳杂之说”、到17世纪被斥为“淫词艳说”的消遣文字.换言之,与这些租书铺的书联系更为密切的,是当地的口头文化和通俗文化,而非文人文化或都市书面文化.
要研究这些书摊的具体活动很难.但是,19世纪3份相对晚些的报告,两份来自华南,一份来自华北,证实了我们的印象:它们为成人读者提供的书籍与学术毫不沾边.1800年前后,在福建省福州城,租书铺上的“淫词艳曲”绝大多数是平话手抄本,尤其得到女性租书者的喜爱.读者不论男女,最多可以借阅25天,按天付费.超过借期按天罚款,并没收押金(具体数额不详).租书者不能把书给别人看或转借他人,但有人怀疑这些规矩常常遭到破坏,原因是这些禁止条款被明明白白地列在封底.收费可能并不很低,可能是因为在租期――通常是15到25天――里读者可以亲手或请人抄录副本,或许还能将这些副本转卖给他人.这样,租书对出租者和借阅者来说都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
稍后,到1830年代中期,广东省广州城的租书铺所服务的是另一性别的顾客,经营的是种类截然不同的书籍(然而书的性质并无多大差别).在一名西方传教士看来,至少有一些(似乎还是大部分)顾客是男性,他们所读的主要是小说,有时是“坏的”小说.租书铺有些是固定的,有些是流动的,租的书很便宜,租期很短.在一个书贩的2000多册书中,85%是出租给顾客的,其中一些顾客是“仆役和工厂(比如西方人在那里开的公司)的苦力”.据说该市还有其他很多租书铺,他们可能同样是为城市人口中的下层群体服务的.
另一个对租书铺的活动有相对详细记载的地方是19世纪末的北京,在那里租书铺通常位于普通的街道,是馒头铺的一项副业.租书的范围仅仅比福州略宽一些――鼓词和公案小说集――这对一个有抱负的学者来说又是没什么用处的.像福州一样,这些北京的租书铺也面临读者偷书和毁书的困扰,为此他们在书上印上下列警示,其粗俗难耐为福州的铺子所不及.
本斋出赁抄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作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皮,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写、胡画、胡改字者,是男盗女娼,妓女之子,君子莫怪.
书铺、书摊
至少从宋代开始,对文人学者们更有用处的,是书铺.最晚始于汉代,中国的读者可以去书摊――如果不是书铺的话――借阅书籍.乍一看,专一做书籍买卖的铺子似乎并不多,许多书铺兼做其他买卖,如文具及葬礼和祭祀祖先用的纸钱.把书籍印售作为经常和主要业务的书店很可能到6世纪才在华北和华南出现.11世纪后半叶,在成都和建阳,以及宋代都城开封和杭州,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这类书店.在开封和杭州,一些书摊位于寺庙内(1009年一个杭州寺庙甚至印了著名的诋佛人士韩愈的作品).在南宋杭州,据悉城内外超过20家书铺曾印售过书籍.其他地方也存在很多书铺,这可由印本的书名页上经常把它们列为出版者推断出来.据认为这些店铺拥有或可以使用书版,可以定制刷印,然后就像书铺里的书一样出售.
然而,按照井上进的观点,一个宋代或元代藏书家如果仅靠书铺来累积藏书,很难形成相当规模,比如10000卷的收藏.相反,像15世纪初的杨士奇和16世纪末的胡应麟一样,他会经常通过从其他藏书家或其子嗣那里购买或抄写得到书籍,或者像李日华那样,从上门的书商(1609至1616年间有超过50个这样的商人拜访了李)那里买书.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2世纪的伟大藏书家郑樵曾列举了获取书籍(应指比较罕见的书)的八种方式,其中并没有提到书铺.
但是,当看到主要从事卖书的店铺只是在16世纪初才第一次在江南大多数城市变得普遍起来时,可能仍会令人感到奇怪.特别是松江,看上去发展非常缓慢.1234年,当知府王雍发现府学的藏书实际上丧失殆尽之后,他令人从苏州一个大姓那里买了诸如《十三经注疏》之类的书,可能是因为没有在松江看到有卖的.16世纪初,松江藏书家陆深(1477~1544)如想看到大量的书就不得不跑到南京和北京去(即使到那时也只买得起残缺、便宜的书).到153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田产很少的松江医生,在松江府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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