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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作为媒介在文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学语言研究是重写汉语文学史的重要路径.“汉语文学”的问题史,主要是从语言角度为现代文学辩护并对其可能性进行探讨的历史.汉语的区分性特征,如单音节性、无形态变化、字本位、模糊性,不仅常常为文学修辞所用,而且会影响文学文本建构的原则,增强文学文本的自我指涉倾向.汉语的特性也影响了非文学文本,它为修辞优先原则提供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语思想的面貌.
关 键 词:汉语,媒介,汉语文学,自我指涉
中图分类号: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2-0041-12
近年来,“汉语文学”概念的使用频率较高,似乎表明汉语这一媒介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按萨丕尔的说法,“语言是文学的媒介等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尽管文学讲究个性,个人表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语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其表达的形式.那么,汉语作为一种文学媒介,其特性对中国文学有何影响,或者说二者有何对应关系由于该课题所牵涉的论域十分宽广,本文只能借助学界的现有成果,对“汉语文学”的问题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并对基本问题进行梳理,为汉语诗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汉语文学”:一段问题史
“中国文学”一词以民族国家观念和源自西方的“文学”观念为前提,一个世纪以来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学科名称.“汉语文学”是与“中国文学”近似的概念,它除了指代用汉语写作的中国文学作品及现象之外,常常并无深意.但一般而言,“汉语文学”与“中国文学”有互文关系,它在内涵上淡化国家意识,强化语种和文化意识,在外延上则有一种突破地理边界的倾向.“在中国国内,汉语性的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但在有邻语言的场域里,这个问题就会被提出来”.这不仅指汉语与其他语言为邻,也包括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为邻,内地的汉语与其他地区的汉语为邻.
在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论争中,严复、刘师培、吴汝纶、王国维等人开始思考汉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语言文字由“工具”上升为“立国之本”,后来的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甚至引发了汉字存废之争,参与者有吴稚晖、章太炎、钱玄同、傅斯年等.但文学语言并非这次论争的焦点,而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亦未对汉语和文学的关系作冷静的研究,“不论是倡导白话文还是捍卫文言文,其实都只是一种信念,而缺乏理性的认识”.
1934年,郭绍虞发表《中国诗歌中的双声叠韵》,从一个常见的现象入手研究文学和语言文字的关系,认为汉语诗歌的韵律是建立在汉语的特殊语法和语言文字特性之上的,而“双声叠韵是单音语孳乳演化最重要而又最方便的法门”.1938年发表的《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分析了语词的伸缩、分合、颠倒、变化,认为它们有利于形成中国特有的对偶和匀整,造就中国文学的音乐性.1943年,朱光潜的《诗论》出版,有大量篇幅分析中国诗歌的声、顿、韵和格律问题,认为汉语的特征,如单音、四声、文法等因素造就了意义的排偶和声音的对仗,使得汉语诗歌走上了“律”的道路,该书是语言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一个范例.
1957年出版的小册子《文学语言问题讨论集》引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谈论中国文学的语言,理论性较强,大约是最早的专门论述.稍后,朱星的《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略》对商代至现代的文学语言作了历史的考察,该书初写于1962年,迟至1988年才出版.
1990年,鲁枢元《超越语言》一书以专章讨论汉语的诗性,张颐武首次在强调文学语言研究的意义上使用了“汉语文学”一词,汉语文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问题.1992年,《文艺争鸣》第4期“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专号”强化了这一概念.郑敏在该期发表的《汉字与解构阅读》,以及稍后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等论文,试图论证汉语的优越性.《诗探索》1996年第2辑开辟“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专栏,努力从汉字特性入手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与此相应,美国诗人范罗诺萨认为汉字是一种理想的诗歌媒介,赞扬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作用以及字与字的烘托,《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引起了郑敏、叶维廉、郜元宝等学者的关注.
1996年,张卫中指出“汉语是一道魔障,它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定了一切的可能与极限,中国作家只有充分尊重母语才有可能建造真正属于自己的丰碑”,而“汉语文学”是一个极有前途的话题,虽然“这个话题在理论上还是空洞的,实践上也缺少典范作品的支持”.但他后来在《母语的魔障》、《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与汉语文学》等著作中对汉语与汉语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1999年,《云梦学刊》第1期发表了一组讨论“现代汉语文学”的文章,乐在《母语与写作》一书中对晚清以来关于汉语和汉语写作的论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在最近20年当中,讨论现代汉语与文学之关系的论著较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郜元宝也多次撰文谈及汉语自性问题,认为胡适等人偏离了动态的汉语本体,而鲁迅、汪曾祺等人的道路少有人走,当代汉语写作对文字和汉语内在生命较为轻视.张桃洲关于新诗语言的研究值得注意,他认为,现代汉语一方面强调言文一致,导致单音节结构瓦解,虚词成分激增,一方面受西方语法浸染,趋向接受语义逻辑的支配,句子结构更为复杂,这些都使得新诗格律趋于“内在化”.高玉对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胡适与学衡派论争、鲁迅的语言观与创作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辨析,并反复强调“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从根本上是两套语言系统”,试图从理论上厘清二者的关系.人们普遍意识到,“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断裂程度是非汉语作家们不能想象的”,“现代汉语的基本语意单位、修辞方式、句法、节奏、音乐性都和古汉语拉开了距离”,“现代汉语拓展语言新疆域的能力,它的开放、包容和对未来的投身,已经跟古汉语如此不一样”.显然,从语言角度论证现代汉语文学的合法性,探索其边界和可能性,是许多学者的动机.
讨论古代汉语与文学之关系的,主要是林庚、张中行、启功等老一辈学者.林庚很早就从语言形式入手讨论诗歌格律,他认为“半逗律”是“中国诗行基于自己的语言特征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也就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上的普遍特征”.张中行的《文言津逮》(1984)、《文言和白话》(1988)借助大量例子,对文言和白话的特点、历史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启功《汉语现象论丛》(1997)质疑流行的研究模式,从语言入手,就文言文和旧体诗发表了不少洞见.此外,葛兆光《汉字的魔方》结合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解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关键问题,如意脉与语序、格律、典故、诗眼等,谈得颇为透彻.他认为,王力、蒋绍愚等人“对格律、句法、语词和修辞技巧的归纳类比”只是“语言的研究”而非“诗歌语言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显得较为薄弱,尤其在文本阐释和理论建构方面,离真正建立“汉语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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